第七章 革命的实验 (2) (3) (4)

“行动委员会是斗争工具”


          ——里昂·托洛茨基




  上文中我们谈到,在革命领导的最前列有一个政派,是革共青;一个学生会,是法全学联;一个自发性的压力集团,是康边迪的三二二运动。可是另外还有一批人,比这些人更有头脑,他们看出需要另外一种群众组织——更有弹性,网撒得更宽,可是全心全意致力于革命行动。这种新的“斗争工具怎样出现的呢?在五月革命之前,曾有一连串错误的起步。例如,我们在第一章里说过,在南泰尔的鼓动,至少一年前已经开始了。没有办法预先知道那些引火物可时着火,革命形势何时成熟。当它一旦成熟的时候,人人都感觉意外,连学生领袖也一样。他们并不比政府有能力预测和控制事变的急速发展。


  在最敏锐的观察者之中,有一个小集团是研究院学生和研究员,他们曾参加阿尔及利亚战争随后的学生政治活动。我们已经谈过他们这些人以及他们的政治养成所,即法全学联在索尔邦学院的支部,称为文学院学生团体联合会(文学团联)(注1)。早在职963年,文学团联的会员已经对大学提出根本性的批评,不是攻击大学管理的不善,而是攻击大学替一个既不人道、又对各社会集团不公平的社会担任建筑工程师的任务。正是这些见解,后来在柏林、哥伦比亚、罗马等世界各地学生中引起响应。文学团联起初的批评,没有立刻产生效果,当时的时机还不利。可是,1968年初,动荡越来越猛烈,文学团联的老将就首先看出即将开始一个战斗行动的新阶段了。他们在三月初组成“大学行动运动“(注2)


  5月4日,即索尔邦发生了震动人心的事件的次日,大行运集合其他思想相同的知识份子(既不属于法全学联,又不属于革共青之类政派的左倾分子),改组为“大学行动委员会”。再过几天,到5月8日,把更多的人网罗进去之后,又变成了“五三运动”。这组织后来对事变的发展有决定性的作用,它在5月11日星期六,即街垒之夜以后那个早上,进军桑西耶街的文学院分院,把它占领。这是巴黎地区第一个占领校会的行动,也是统治了拉丁区一个月时间的学生苏维埃的第一次出现。


  这样纷繁地把名称改变,反映出什么意义呢?这表示人们看出这急速演变的局势具有革命的可能性,所以他们努力找寻“革命工具”来利用这种可能性。他们觉得马克思主义已经不仅是一些词句,现在可以化为有血有肉的实际存在了。他们站在大学的立场上,明白这横扫全国的造反运动,不是在正统意义上那种对政府权力的争夺;也不是经济恐慌所引起的绝望的起义。这是各阶层人士对自由的渴望,坚决要求把硬化了的各种机构里面那些碍事的陈言滥调和偏狭的专制作风摆脱掉。这是法国人所说的“结构性危机”——是一种很新的东西,也许是针对二十世纪资本主义组织方式的头一次叛乱。这些知识份子,在法国资产阶级的价值标准和文化模式的破旧框子里感觉窒息。他们要打破这个模式,架起一道和工人互相沟通的桥梁,重新发现智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共同基础。尽管这里所说是怎样没有条理,而且不充分,上述的思想就是五月革命和种子思想。那些战士们说要把索尔邦变成“批判的大学”和“人民的大学”,就是要达到这个目标。不过,如果想叫造反所解放出来的能力不致浪费掉,就要加以锤炼,调节,并且导向一定的政治目标。因此就需要新的机构。怎样去把这种机构想出来、建立起、并且控制住,始终都是那些年轻领导人所要应付的重大问题。


  行动委员会是革命领导用来发动群众支持它达到目标的工具。我们在第五章里已经提到,行动委员会是过去已经有的思想,是多数革命中都出现过的“代表会议”之一,是基层自治单位,和那头重脚轻的现代国家官僚机关正正相反。5月11日“占领”桑西耶学院,是这个运动的开始。五三运动的核心战士很快就得到许多方面运动,如革共青,全越委的积极分子,甚至是亲华的共青联(马列)——它其实已经为了它自己的目的而成立了许多“反压迫自卫委员会”。它们大家合力,鼓励在整个巴黎普遍设立行动委员会。这些委员会以难以令人相信的速度出现在中学、大学、政府机关、专门职业团体、以及商号里,同时也自发地在住宅区按时街坊单位成立起来。这些委员会,有不少仅仅是一群积极的市民,普通有十个到五十人,多半不属于任何特殊的政治运动。在那动荡狂热的五月间,当戴高乐式的国家好像要烟消云散的时候,这些委员会之间共同的东西,是这样一种想法,认为革命就是照自己的意思做事,而不把事情交给别人去管。这些委员会体现出要在议会之外直接行动的那种决心。他们宣布,要“从自发的暴力行动过渡到准备有组织的暴力活动”。这是5月19日在米歇列街的艺术与考古学院举行的行动委员会代表大会的口号之一,出席这次大会的,至少有250个行动委员会的代表。这种关于暴力的话,出诸那些出席会议的仁慈而富于智慧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大学教师、以及家庭主妇之口,当然带有一点不真实和浪漫的气味。可是,他们热烈关心法国社会的前途,是毫无疑问的。


  这运动是在五月最后一个星期达到了最高峰,当时仅仅巴黎范围内,就至少有450个行动委员会。这些委员会加在一起,形成革命领袖们手中一个很有弹性而且有效的工具,那些领袖们通过一个调配委会来对这些散布广阔的细胞加以一些控制。在索尔邦“占领”后头两个星期,调配委员会是在那里开会的,后来搬去塞邦特街的心理学院,一直到本书写作时,它还继续在那里。


  那些行动委员会有很大的自治权,而各自从事大不相同的工作。有些喜欢脚踏实地的实际工作,好像筹款援助罢工者的家人,或者扫除在事变时期堆积在街头的垃圾,或者在公共交通工具停顿时,用汽车载送市民,诸如此类。它们做这些事,好像是新的市政机关——这是在危机时期所出现的“两重政权”的典型例子。另外有些行动委员会,则比较像是政治运动的细胞,它们编写传单拿去散发,印制宣传画贴到墙上,拦截过路人组织街头会议,放映关于警察暴行的影片,以及展览那些图片。它们日常工作的目标,是发动越来越多的人民参加反戴高乐政权的革命斗争。因此,行动委员会的工作范围,是在组织工作和鼓动工作这两极端之间。每一个委员会强烈的地方偏见,再加上它们在观念和作用上的不同,使得整个行动委员会运动很难控制。


  造成混乱的另一个因素是:那些政党看见行动委员会的成就,也想同样地干。共产党发起组织了若干“争取人民政府与民主同盟行动委员会”,而统一社会党(民主社会主义阵营内极左的一个小党派)则成立若干“人民行动委员会”。不过,这些都比不上本来的行动委员会运动那样的规模。


  到了戴高乐在6月23日和30日的选举中恢复声望并取得胜利的时候,行动委员会自然有点泄气了。革命已经不像是近在眼前了。有些组织根本就瓦解掉,那些参加者,对他们以前一时之间干的傻事摇头叹气。不过,有许多委员会至今还在活动。他们相信:如果在五月底的时候,法国有一个能够担当大任的政治运动,戴高乐就可能已经推翻了。他们想避免重犯五月的错误,为下一回合的斗争作好准备。用无情的政治语言来说,这种见解也许是空想的傻话,不过,这反映出那令人不安的事实,许多法国人已经不相信他们的社会毛病能够用和平的议会方法医治了。他们说,政权决定在街道上。




注:我们要感谢让·法富列(Jeanne Favret)和玛·克拉维次提供本章的一部分资料。


注1:见本书第二章,44页,及第三章,63页。


注2:大行运的领导人是:玛·克拉维次,让—路易·佩尼努,布里斯·拉朗德(Brice Lalande),塞日·波斯克(Serge Bosc),和让—马塞·布格楼(Jean-Marcel Bouguereau)。(布格楼曾负责法全学联对外联系,以此身份与德国学生建立初步接触。




第八章 革命的实验 (3) 少年队伍




      “好中学是教人杀父的中学”


        ——一个中学生


 


  五月革命最为惊人的景象之一,是成千成万的中学生在游行中喊着这个口号:“政权决定在街道上,不是在议会里!”这是一种令任何西方政府都要发抖的现象:这恰恰表示,年轻一代的精华分子,抛弃了他们父母那种政治制度和价值标准。激进思想正在横扫法国的中学,其速度为成年人政治现象中前所未有,改变了法国中学生活的风气、师生之间的关系、甚至课程的内容。那营房一般可怕的校舍还是老样子,可是这些校舍已经被少年造反者从内部夺取了。


  这种造反行动,不像大学生造反那样受人注意,可是它也一样彻底,而且也许对于将来的影响更大。还有,中学生的革命组织性,已经超过了他们的哥哥姐姐:组织工具是中学生行动委员会(中行委)。


  少年人这种战斗性的根源,是越南战争,以及法国人民反越战的抗议运动——这一点也不奇怪。越战像以前的阿尔及利亚战争一样,而且更有力地,引起青年人关心政治。从1966年12月起,在全国各地成立了一连串的“中学越南委员会”(中越委)。这些委员会多半是三十人以下的小组(而每所学校的学生总数最多有三千人),参加者是对法共的中学组织“共产主义青年运动”不满的人,因为他们觉得法共对越南战争的政策过分软弱。中越委是基础,中行委就建立在它上面,然后超过抗议越南战争的限度,进一步为了法国本身某些特殊问题而行动起来。


  这个阶段开始于1967年12月。当时法国各主要工会和法全学联,都号召在12月13日举行罢工罢课,抗议政府削减社会保险金的决定。人人都惊奇的是,居然有六所在巴黎的中学也实行同情罢课——这是法国初次发生的这类罢课行动。中越委的战斗还组成罢课纠察队,他们发动同学起来罢课的口号,通通是关于学校本身问题的:这些领导人很明白,如果号召支持工人,不会得到同学支持的。不消说,当局为此震惊起来,要来镇压那些领导人。19686年1月,负责组织康多塞中学纠察队的16岁的学生洛曼·古比(Romain Goupil)被开除了,罪名是煽动同学旷课。可是真正令校长生气的,是他的政治活动。古比是革共青团员,在校内散发托派宣传品,发起讨论会,从各方面看起来,都是革命思想的一个源泉。各校的中越委领袖们,立即在电话上商量怎样对付。他们决定号召同学游行示威——这又是中学生破天荒第一遭的行动。有几百人参加游行,他们的口号是“中学之内言论自由”——领袖们正确地相信这条路线容易被人了解。中行委就此诞生了。第二次考验发生在2月26日,那天全国中学教师罢课,争取改善待遇。各校的中行委立即组织罢课纠察队支持教师,同时也提出学生自己的要求。当天晚上,有六百名中学生开会,讨论他们这个刚刚萌芽的组织将来要负担什么任务。这是一次重要的会议。会上,人们初次把中学的校内斗争和左派的政治目标联系起来了。会议的领袖们提出一个报告,说教育是经济制度的奴仆。“资本家”、“社会主义者”之类的字眼都用到了。人们提议,中行委的任务,是攻击现行教育制度为社会淘汰的工具。这样做的目标,是通过向学校挑战而向社会挑战。到1968年4月为止,他们只能做到这里——那时他们还是一个微小的运动,只影响到少数的中学里面大约五百名学生。


  警察侵入索尔邦所引起的5月3日巷战,对于少年们有非常重大的影响。许多中学立刻发生罢课。许多功课都因为学生要讨论时局而中途停止。很多人赶去参加游行,其中有些受了伤。5月10日,中行季号召全巴黎学校罢课一天,并有八九千少年学生列队去和大学生一同参加那次结果演变为街垒战斗的大示威。靠宣传方法一年时间还做不到的,在三个钟头之内就由行动做到了。中学生长期消极的传统打破了。中行委这样教导群众:家庭、学校和警察的压迫,是同一压迫的不同方面。当晚在街垒上,这个教导就使人信服了,那些少年们在半夜时面临抉择,究竟是回去妈妈身边,还是整夜留下来战斗呢?很多人决定留下来。自此而后,第一道战线上永远都少不了中学生。


  实行占领索尔邦之后,各校中行委于5月19日利用圆形大讲堂举行全体大会。就在这次会议上,他们决定采取有决定意义的下一步骤,实行总罢课,并且占领各中学。第二天,各校广泛响应这个运动,有些教师也来参加,并且在校内过夜。成立了许多委员会来讨论中学和大学的种种问题,同时也讨论政治问题,例如欧洲学生斗争,大学在社会上的作用,学生和工人的联系,等等。在这里,和法国社会其他部分一样,革命引起了非常热烈的谈论。成千成万从来没有政治思想的年轻人,都被吸引来参加讨论,做父母的跑来看,觉得很奇怪。教师也和学生一同讨论,那种兴趣是课堂里从来没有的。工人被邀请来看苏联电影。一般的态度非常严肃,超过大学生。没有索尔邦那种放荡的无政府状态。相反,那些委员会很认真地开会,开到很晚,起草种种报告,大部分是关于学校改革的。在五月下半月里,至少作出了三百份报告。


  中行委在革命中成为法国国家教育工作上一个有势力的集团。当局征求(非正式地)它们关于中学毕业会考的意见——今年的会考,由于事变影响,只限于简单的口试。另外一件显出它们力量的事情是:再没有人反对他们有权在校内张贴政治宣传品了。大批中学生发生了政治觉悟。不过,中行委的未来作用仍未确定,在本书写作时,这还是热烈争论中的问题。它们究竟应该成为一个极左的革命压力集团,还是成为一种中学学生会,代表全体学生的利益呢?目前的领导整个都反对第二条路线,不过它也不希望中行委给人家当作一个极端的政派。他们并不把自己当作一个反对戴高乐政权的政治组织,而是当作领导全国少年达到政治觉悟的先锋队。他们信仰行动来教育的方法,而不是用宣传来教育。这一点是他们从五月事变中吸取的主要教训。


  这些中行委有这么大的成就,所以共产党和戴高乐派两方面都想在中学里成立和它们对抗的青年组织。共产党设法选出大批代表去参加六月中举行的僵中行委代表会议,取得了这次会议的控制权,设立了他们自己领导的“中学行动委员会全国联合会”。戴高乐派则成立一个“法国中等学校联合会”。这两个组织都希望靠它们的非政治性和“改良主义”来限制各校中行委的影响。


  可是各校的中行委有一套准备等十月开学就实行的计划,要使各中学继续站在政治的前线。它们要从两方面进攻:第一是短期而有关学校制度的;第二是长期而更根本的。短期方面,它们的目标是参加学校内部问题的决策。法国公立中学是由校务委员会管理的,其中包括校长,他是教育部的代表,学监(教务方面的负责人),和教员。但只有校长有决定权,其他人员都是顾问而已。中行委要参加校务委员会,而且要联同教员获得真实的权力。比较长期方面,它们希望把中学变成整个地区的文化和政治活动中心:它们要使学校从目前那种知识分子的隔离环境走出来,要把学校开放给工人开讨论会,和进行种种文化活动。学生们不希望对教员斗争,而希望争取他们同意学生的见解。


  不论到十月开学的时候情形怎样,总之不会倒退回到原来的状态了。


注:本章部分资料由米歇尔·列卡拿蒂供给,谨此致谢。列氏现年17岁,是雅克·德固尔中学的学生。


第九章 革命的实验 (4) 自由职业




      “足球归足球员管理”



  如果需要证明五月事变够得上称为革命,可以拿当时自由职业界里面发生的剧变来做证据。这不是一小撮狂人派的运动,在这里,不可能怀疑和外国的阴谋有关。这方面的造反者是医生,、法律界人士,教士,新闻记者和制片人;艺术家,音乐家,画家,和作家;社会科学家和统计学家,图书管理员,和天文学家;原子科学家以及博物馆负责人。他们是全国知识分子的骨干,可是他们数以千计地起来反对他们工作上所属的“机构”。他们起来选择反对过度中央集权,反对大权独揽,反对官僚大老爷和“大头子”,这些人在五月之前一直统治着法国自由职业界。当然,最受影响的是那些与大学有密切关系的职业,不过,病毒很快就蔓延到更远得多的地方。看来,自吹自捧的戴高乐秩序下面,实在隐藏着巨大而普遍的混乱。


医生


  革命爆发前数星期,法国第一次施行了心脏移植手术,这件事情让人们非常鲜明地看出法国医学界的权力机构是多么不合时代。这次手术是在巴黎同仁医院的心脏手术科施行的,主持人为卡勃洛(Cabrol)教授。可是,当有关的新闻差不多每小时一次在电视上向社会人士公布的时候,主要发言人却是梅卡迪耶(Mercadier)教授。据法国的讽刺报纸《锁住的鸭子》首先透露出来,施行这次手术时,梅卡迪耶根本不在巴黎,而且他根本不是心脏手术专家,而是消化系统的手术专家。不过,他是同仁医院的“大头子”。于是,那古老而荒谬的制度就暴露出来了。因为梅卡迪耶教授是医院的首长,他就要单独为那医院里所进行的一切事情负起道义、行政、以及法律上的责任。如果由于疏忽或者犯罪行为,致使全院140张病床上有一个病人遭受损害,罪过就要由他承担。反过来,该院任何医学上的成就,功劳也都归他。在他手下的人,好像卡勃洛教授这样的分科主任,不论有多么杰出的才能,也绝对无权独立决策。超过一百年的“机构”,一直没有根据现代医学的分科专业化而加以改变。


  所以,怪不得五月间在医学界里那么容易发生革命。每一处的帝国都开始崩溃,而实习医院尤其如此。主要的呼声是要求分权化,集体领导,升级根据才能,而不是根据年龄。我们不能在这里记述1968年5月下半月整个医学界都卷入的那场激烈争论,它一定要引起教学方法和责任分配上的彻底改变。不过,有一个很突出的事件也许值得一提,即使仅仅为了证明不但普通医生里面有许多革命分子,连上层也一样有。5月20日,巴黎大学医学院院长布鲁埃(Brouet)要求全体教员批准他的计划:(一)承认实习医院里面的“学生权力”;(二)实习医院自治;(三)医学生在医院担任工作应有报酬;(四)废除教授讲座制度,改行集体领导的分科制度。


有些开业的医生却不那么显著的例子是在医务大厦里面领导全国医务委员会的官僚们。他们受到猛烈攻击,他们的机关也被行动委员会“占领”了,最后靠警察帮助才把行动委员会撵走。不过,医生职业再也不会像过去那样尊严和道貌岸然了。


教会


  1968年6月初,戴高乐将军刚刚把革命潮流阻挡住不久,法国南部有个年轻的助理神父碰到一个难堪的场面。在布罗温斯的艾克斯市内一个中等阶级聚居的圣让德马尔特教区,沙尔斯—古伊·德开里梅神父正在作星期讲道的时候,听众里突然发出怪声叫嚣。大约有四十人起来走出教堂。他究竟说了什么话这样反感呢?原来他说:全国工人罢工也许是为了维护人类尊严;革命失败之后人们表示欣慰,实在“有点不大对的地方”。许多天主教徒都认为——而且公开说出来——教会应该从2从革命得到一些教训,这个神父不过是其中之一而已。教会里也有硬化了的制度,有官僚大老爷,有些障碍物不但妨碍神职人员和民众之间自由而有益的沟通,而且妨碍神职人员内部的沟通。这种毛病为新任巴黎大主教马尔梯()阁下所承认,他是一位谦虚而仁慈的教士。在学生与警察冲突时,他曾到拉丁区视察,后来在一封主教通函中,表现出他同情造反派之唾弃那消费品充斥市场而一味追求物质享受的社会。他写道:“上帝代表正义;他不是保守派。有些被延误的改革现在是刻不容缓了。基督徒也要反对那种忽视人类深刻愿望的社会。”这态度打动年轻人的心,鼓励他们更猛烈地批评其他教士在礼拜天给他们那种无味的食物。在巴黎大学神父办事处,曾举行一次马拉松讨论会,会上有人要求实行“基督教革命”。有个神学院学生逃出来参加这个讨论会,他说:“我觉得来这里作证,重要过继续过去整个星期所做的,拿创世纪第一章和赞美诗第104章互相比较。”


  左派天主教在法国成为进步和激烈思想的源泉,已有一世代之久。它促成许多政治的和知识的团体,但每每并不经过教会本身。不过,有一个教区今年春天几乎逃不过革命的感染,那就是位于拉丁区中心的圣塞佛良教区。六月初,圣灵降临节那天,十点钟的弥撒刚要开始之前几分钟,该区的教堂被一批举着旗帜的年轻天主教徒侵入。他们喊道:“我们要改造教会!”他们无法说服那神父把弥撒改为讨论会,只好在门外等待那些教友出来,然后拦住他们,在走廊上讨论了很长时间,连午餐都耽误了。


  有几十个年轻的犹太人闯入犹太教法庭,发表一个声明,反对他们的公众机关那种古老而不民主的机构。


  基督教的神学生革命得更加厉害,他们在巴黎和蒙佩里耶实行罢课,并且宣布:教会是“脱离民众,只求保存自己的社团。我们在街垒战斗中知道了是这样!”这些造反者在他们的公报上罢免为:“(所谓)自由基督教神学院学生。”


艺术界


  五月革命在艺术界里引起忿怒的激动,这情况要写一本书才能说清楚。我们这里的篇幅只容许略述一两件具有代表性的事件,说明这激动不是局部的现象,而是影响到音乐家、画家、制片家、演员、作家、以及无数其他人们的现象;这不是少数极端分子的造反行动,而是今日法国最优秀的年青艺术工作者的行动。在五月危机最高点的时候,有三十个外省戏院和文化馆(这是文化部长安德烈·马尔劳(Andre Malraux)所设立的综合文艺活动中心)的负责人开了整整一个星期的会议,讨论法国将来的文化政策应当怎样。这些人大体上都有点左倾而非戴高乐派,这一点要归功于马尔劳。但是他们的联合声明,却严厉指摘这位部长把文艺活动分配到外省去的得意之作。他们全体一致要求采取比政府那种高级知识分子文化殖民政策更激进得多的纲领。他们宣言:“我们要接触那些‘非读者观众’的人,把他们从隔离区域里拉出来。”他们努力使艺术有社会意义——文化活动应当让人得到机会发现他们被不合理社会制度压抑住的人性。


  有些画家、艺术批评家和画廊主持人组成一个“造型艺术行动委员会”。五月某日,他们一部分人决定向国立现代艺术博物馆进军,要把它关闭,表示抗议它只起一种“保存而非积极对抗”的作用。他们到达那里,看见大门锁上了,于是给它黏上一张标贴说:“因无用而关闭。”艺术家和工会人员商量怎样在工厂里展览作品。他们感情激动地想到要在一间工场里,在那些车床和汽锤之间,建立文化馆,于是把图画送去巴黎附近的北方航空公司工厂悬挂。有一个阿诺德·韦斯克(Arnold Wesker)的戏,在格勒诺波市一家罢工的工厂里演出:这是那些虽然不大有效,但是很勇敢的尝试之一,企图把社会优秀分子和工人沟通起来。


  五月革命的背景音乐,是录音的流行音乐,每半小时中断一次,那时卢森堡电台和欧洲第一电台播送从街垒上传来的新闻简报。革命的牺牲者之一,是严肃音乐。法国国家电台整天的古典音乐节目“法兰西音乐”没有了;所有主要的管弦乐队都罢工了。不但是乐器演奏者实行同情罢工,支持拉丁区的造反学生,连作曲家、乐曲改编家、以及管弦乐谱作家,、都一致行动。可是他们几乎一罢了工,立刻就集中注意到他们音乐界自己的种种不满上面,例如拨给年轻作曲家的广播时间太少,或者歌剧演唱关于演唱节目的发言权太小之类。在这狭小、混乱、分裂的法国音乐界里,人人都认为应当要求国家采取比较自由的文化政策,不过多数人都看出,问题的根本,是法国那种令人不满的传授音乐(其实各种艺术都一样)的方法。起草艺术教学改革方案的委员会,召集了一个马拉松讨论会,从五月中一直开到六月很迟的日子,学生、教师、以及各方面的艺术家都来参加。他们的提议,居然是设立一所艺术大学,这等于——他们也认为如此——把现有的艺术学校彻底改造,如果不是干脆废除的话。他们抱怨把艺术分割成互相隔绝的部门,以及艺术教学局限在与当代艺术绝缘的陈旧轨道里蹒跚着。他们要求规定艺术教育为普通教的必要部分。他们充分发挥了想像力,甚至谈到要有一个音乐部,担任保卫全国音乐方面的利益。政府当局能够长久不理会这样整个行业的造反行动吗?


  康城电影节的停止举行,是更引人注目的事件,显示出五月间在艺术界里掀起的自我分析的浪潮。电影界的行动比较不那么公开,也比较有建设性。约有1300人组成所谓“法国电影业各等级代表会议”(注1),从5月17日起,在巴黎定期地差不多开了一个月的会议。他们分成工作组,起草报告和整个产业的革新“宪章”。这个野心很大的计划的根源是:他们觉得法国电影脱离社会和政治的现实。有些年轻的导演责备制片人和投资人过份小心;另外有人责备政府的检查制度,或责备政府以禁映威胁那些太过直接涉及官方政策的影片;还有人责备自己,以及严密的阶级结构使他们不能认识工人阶级的生活。人人都责备“制度”。不过那“宪章”却是个太富于空想而站不住的文件:它和电影业的实际经济情况相冲突。于是各等级代表会议另外批准一套改良计划,其中最重要的,大概如下:成立单一的全国性影片发行机构;设立一些自治而避免受谋利动机压迫的制片集团;废除检查制度;把电视和电影制片合并起来。这是希望的表达,而不是实际的期待。不过,有一场战斗已经展开了,就是不经检查,也不理会政府禁令,公开放映许多由五月非常时期所促成的短片。


  5月21日,一个“文学袭击队”——包括小说家米歇尔·布托(Michel Butor)和纳塔里·萨罗特(Nathalie Sarraute),还有另外十二个作家——侵入并“占领”了那尊严的文学家协会的巴黎总部,以此——他们这样宣称——给那“腐朽而没有代表性的机关”一个象征性的打击。他们又宣布成立一个作家联合会,“所有相信文学活动和目前的革命过程不可分离地连系着的人,都可以加入。”很快就有另外五十个作家,包括萨特,波瓦尔,和玛格丽特·杜拉斯(Marguerite Duras),宣布支持他们。起初,这个新的革命联合会与文学家协会之间的关系是友好的。旧的协会甚至给那些新来者一个小房间。可是新组织的队伍很快就因为从索尔邦来了一批活跃的学生而扩大起来,随后还来了一个无政府主义联合会的一批会员们,他们令人担心会宣布“永久”占领。不久就分成了三个或者四个互相对抗的“占领”派别,而学生和无政府主义者之间爆发了争论。文学家协会被驱逐了。


  新成立的那个联合会通过这场考验而维持了下来,一个星期后,还举行第一次全体大会,参加者有文学家,翻译家,学生和外国人,共约二百人。会上经过三小时的讨论,并没有得出什么明显的结论,比起过去一星期内热烈争论的那些问题,例如关于马克思,列宁,以及关于文学家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地位等等,情形好不了多少。全体大会最后决定,这个联合会的目标是“确定文学家的性质,藉以确定本会的性质”。凡是要反对现存经济和社会制度,并参加建设一个生产手段公有而实行民主管理的新社会的人,都可以参加这个联合会。一直到七月底,经过长期而且很伤脑筋的交涉之后,文学家协会才把这座属于国有的会所收回来。



注1:此外“各等级代表会议”的原文是States General,与1789年法国大革命前旧制度的议会“三级会议”相同。原文并没有指明等级的数目是三个,不过事实上在旧制度下是分成三个社会等级,故中文习惯上译作“三级会议”。现在电影界人士大概是有意借用这个历史名称,而实际含义是电影业中各种地位的从业人员的代表会议,当然不是分成三个等级,故译作“各等级代表会议”。——译注。



其他抗议者


  法国的律师,传统上是深入地参与政治的——而且不限于参加国会(律师是国会中最大的一个职业集团,一直到1968年6月选举都是如此)。律师在左右派两边都是杰出的人物:右派方面有麻衣特·狄克西尔—维扬古那样的激烈人物,左派则有一整队“有立场的”法律专家,他们随时准备着起来保卫国内受到警察压迫的人,或是国外受到殖民主义压迫的人(例如在阿尔及利亚战争中)。所以,一点也不奇怪,这两派律师之间的关系,在五月里紧张到仅次于武装冲突的程度,尤其是5月22日那天,巴黎法院里盛传学生即将前来冲击的时候。右派分子在凶悍的狄克西尔—维扬古领导下集合起来,准备和革命分子打一场。但事实上,这一整天之中所发生最凶险的事情,无非是双方发表公报互相骂战而已。不过,另外有些更严重的事情正在这个行业中进行。许多司法机关集会检讨司法情况——它们要“抗争”那种时常出错的司法程序,而且要发表宣言,宣言的主旨是要求彻底改革,给法官真正不受行政机关干涉的独立性。为了争取这个要求,有一百五十名年轻的裁判官在6月8日开会以,成立一个职业工会——这件事情本身就是法国司法史上一个革命性的行动。


  反对现状者数之不尽。在属于研究院一级的国立行政专科学院(这是很严格的高级官僚养成所,它的毕业生在法国文官中位居要津,形成有力的派系),1967至69年级学生由多数通过,采取“若累斯(Jean Jaures)级”的名称——若累斯是过去法国社会党的领袖,人道报(注2)的创办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被刺客枪杀。这是那班学生一种谨慎的表示立场方法。(有一个相当强大的少数派,主张称为“各族人民的春天级”。)


  谬东天文台的天文学家们检讨他们那个研究所的“机构”,结果认为不合水准。二百个博物馆长从全国各地跑来开会,讨论博物馆在社会上的作用,而他们属下的工作人员,则“赞同目前遍及全国的大革新运动”,要求把那陈旧、无效果、过分集权的博物馆管理制度来一次全盘检查。当时的内政部长富歇,他是革命分子忿怒的主要对象之一,本身也被“占领”的浪潮波及。他凑巧住在一所和人类博物馆毗邻的阔大的国有的两层楼房里,可以从博物馆房顶上眺望巴黎景色,这博物馆是法国人种学的研究中心,可是嫌地方不够用。5月25日那天,有七个人种学家和分科主任,攀过博物馆和富歇房子的地坛之间的栏杆,对富歇夫人说,他们是代表博物馆来接收这房子的。她打电话告诉她的丈夫。一刻钟之后,警察来到,把这七个科学带去温森附近的拘留所,讯问过后到晚上释放了。(相信这位后来在危机中丢官的部长保证搬出这所房子。)


  建筑工程师,统计学家,新闻记者,以及图书管理员,也都传染上这种造反热。连足球员都不免受这种时代精神感动。大约有一百名足球员5月22日占领了狄埃纳大街的法国足球总会,把秘书长和全国总教练关起来,并且在房子正在挂上一面旗帜,写着:“足球归足球员管理!”


注2:人道报现为法国共产党机关报。法共是由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法国社会党转化而成。——译注


另:若累斯,大陆译为饶勒斯。


“电视台里面有警察,就是你家里有警察”(注)


  今年五月间争取播音和电视的自由权和客观立场而未能成功的斗争,很可以人微言轻一个象征,说明革命到底为的是什么。它是那样的一种造反行动:它反对政治大头子,反对过度集权,反对琐细规条,反对高高在上但每每是无知的官僚并不征求最密切有关人士意见就来作决定。对于节目和新闻的幕后操纵,是戴高乐总统在统治方式的一个主要成份。在今年春天一切罢工的部门当中,最令政府暴跳如雷的一个,同时也是政府最急于恢复权力的一个部门,就是“法国播音与电视局”。


  像许多其他文化活动部门一样,这个部门的罢工,并不是为了工资、工作条件、或者工会权利之类问题。这罢工是为了彻底检查1964年的播音与电视局章程,改订新的章程,保证电台内部自治,免除政府的干涉,使新闻报告不偏不倚,让反对党政治家也能比较自由地利用播音和电视。播音与电视局有14000名工作人员,除了两千人之外,全体都一致行动。促成他们这样团结的原因,借用他们之中一位的话来说,就是“羞耻心”——当拉丁区里爆发战斗的时候,国营电视在政府压力下,居然根本不予报道,这令他们感觉羞耻。这种压力,对于播音与电视局来说,并非新鲜,不过以前没有这样显明。政府的干涉,经常是由一个委员会来施行,叫做“部际新闻联络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每天开会的时候,电视台长向政府各部代表提出预定的新闻和特辑节目大纲,各部代表提议如何修改,增添,或删节。这联络委员会是播音与电视局在罢工前夕首先鼓动反对的对象之一。


  很奇怪,政府对播音台的控制,从来不像对电视台那样严格,而“法兰西国内电台”——日夜不停的国内播音——在风潮中恢复了名誉,它的关于拉丁区情况的报道,和两个商业电台(即卢森堡电台和欧洲第一电台)的前线报道比起来不相上下。内阁的一个阁员,甚至说“法兰西国内电台”简直是“北京电台”,因为它报道学生选择消息是那么公正而且充满同情。不过,这自由的时期很短促,新闻播音室不久就跟着电视实行长期罢工了。播音与电视局的罢工,是因为一套关于学生骚动的电视影片应否播映发生争论而促成的,这套影片原定在5月10日播映,是每月播影三次、称为“回转画”的节目中的主要影片。“回转画”完全由播音与电视局工作人员自己摄制,不像另外三种受观众欢迎的纪录片——“远近镜头”,“第三摄影机”,和“五栏合一”——那样,由外间摄制。政府命令“回转画”停止播映,但准许“远近镜头”继续播映几天,其中包括访问康边迪和其他学生领袖的纪录。“远近镜头”节目的工作人员声明,如果禁止他们的影片,他们就无限期停止摄制。播音与电视局的工作人员抗议这种不公平的做法,它好像对内外工作人员施用两种不同的法律。后来有一套“回转画”影片,播映时被篡改了,把一些已经陈旧过时的访问纪录片加进去,他们更忿怒不已。这时电视记者已经快要罢工了,不过,因为政府让他们到国民议会去拍摄5月21至22日谴责政府提案的辩论情形,他们暂时忍住了。这次播映国民议会辩论的情形,让法国人民多年来第一次有机会看到自由的电视有什么用处。


  等到五月危机快要达到顶点,而戴高乐将军在5月24日星期五上电视宣布要举行全民投票的时候,电视记者与政府雇主之间的休战结束了。在戴高乐演说的前夕,电视记者自己主动邀请戴高乐派和反对派双方的政治家来广播室看总统演说,并准备随后立即发表评论。星期五下午,电视总监比阿西尼(Emile Biasini)听到这个计划,气得“简直要在椅上炸开来”——一个电视记者这样说。可是那时来宾已经在路上了,头一位来到的是加斯东·德费尔(Gaston Defferre),左翼联盟的领导人,马赛市的社会党市长,同时是地中海沿岸最大报纸之一的老板。播音室里一片混乱。比阿西尼对齐集的来宾说,他们的评论当晚不能播出,因为节目已经排满了:改明晚播出。这个新闻,星期六的日报登了出来。可是等到预定广播前一小时,根据播音与电视局局长杜邦(Jacques-Bernard Dupont)的命令,这节目又取消了。一个半钟头之后,电视记者就实行罢工了。“法兰西国内电台”的新闻室,迟一个星期才跟着罢工。在这一星期中,他们继续同政府作散漫的谈判,这些谈判,据电台新闻记者之一形容,是“漫无目标的修词练习。双方所用的波长根本不同。”


  5月31日,蓬比杜改组内阁,在危机中原任新闻部长的倒霉的戈尔斯免职,由比较年轻、原任邮电部长的居埃纳(Yves Guena)继任。居埃纳把播音与电视当作和邮政一样的另一个普通的公用事业。他把工作人员的代表叫来,告诉他们政府的态度:1964年章程不改——要国会才有权改,而现在国民议会已经解散了;委任高级工作人员的方式也照旧;不设立“贤达委员会”——这是记者们要求设立的一个独立的三人委员会,遇有指责播音与电视局对新闻处理偏袒不公的情形,就由这委员会来判断。不过,他说政府将设立一个委员会来研究记者们的要求。他要属员在当天半夜之前提出答复。“这是典型戴高乐式的‘不接受就走’的政策,”一个记者这样说,“怪不得过去邮政局里时常有纠纷。”


  当晚七点钟,居埃纳的提议由“法兰西国内电台”广播出来。新闻报告员很富于戏剧感,他一放下部长的公报,就拿起他自己的公报,宣布:“播音联合工会听取部长声明之后,决定实行罢工。”于是播音与电视局因罢工而完全停顿了。


  警察已经在甘乃迪总统路的无线电大厦四周布防,还有大批保安队驻在横街,准备增援。在罢工者看来,这些武力的意义,是威胁多过保护。民众里有很大部分,并不明白电台罢工究竟为的是什么,因此,他们的反应是反对这个令他们看不到心爱节目的运动。第二电视台没有广播了,第一台则勉强每晚播映一次新闻节目,由一些没有经验的人,或是重新征召来的工作的退休老职员笨拙地拼凑出来的。播音节目是无味的录音音乐,每隔一小时播一次新闻公报。罢工者为了争取社会人士同情,既然不能继续使用原有的工具,便转移到舞台上去。他们在三十个外省市镇和十个巴黎市内和市郊的戏院演出。著名的演员组成旅行剧团,在全国巡回演出。民众对这些电视明星的兴趣,似乎比不上对表演之后的讨论问题那样高,这一点足以表明全国人民的心理。他们要少一点独白,多一点对话。有个电视记者报道:在一个外省市镇,“有两位年纪相当大而显然有身份的先生,走到我们面前,两人都戴着荣誉军团的饰带,对我们说,‘你们是共产党捣乱分子,我们要在大厅里这样说出来!’可是,结果他们并没有去说。反而一直和我们谈话,谈到半夜两点钟,而且等到戏院到底关门的时候,带我们去该市最好的餐馆,敲开门,请我们吃一顿。”


  在巴黎,罢工委员会组织罢工的广播人员。每天围绕无线电大厦游行一周,称为“耶利哥行动”(注1)。


  广播记者们一直坚持说他们的罢工并不是政治行动:他们反对一切政府对广播事业的压力,而不仅反对戴高乐政府的压力。像记者之一所说那样,“戴高乐将军现在必须让法国这个最后的殖民地独立”。由于害怕政府对罢工者采取报复行动,渐渐有人去复工。广播人员的罢工,是今年春天一切罢工中行为最高贵,也最长期的一个。但它失败了。最后还是部长说了算。他说:“我们不得不把这个客观态度问题里的戏剧化成份消除一部分”。


注:这是一张革命标语上的话。本节部分资料由葛雷翰·拉维尔(Graham Lovell)供给,谨此致谢。



注1:耶利哥()是古代约旦西部的一个城,以色列人逃出埃及动脉后,把它攻陷毁灭。据《旧约全书》,以色列人遵照上帝指示,每天绕城一次,到第七天则一天绕七次,城墙便在以色人的号角和呼喊声中自动崩塌。——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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