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革命的实验 (1) 学生苏维埃

 “政府已经不能自由运用它的机能”


        ——《锁着的鸭子》(注1)



  从1968年5月13日到6月16日,恰好一个月多一点,索尔邦是学生苏维埃的中心堡垒。到它被攻陷的时候,这个乌托邦的信心就被摧毁了。当它坚持着的时候,它鼓舞整个拉丁区兴高采烈地起来暴动,成为戴高乐帝国里面的一个自由邦。在学生管理下的索尔邦,也许是五月革命最有说服力的一个象征。他既是一个政治实验室,学生在其中试验他们的直接民主的理论,又是一个激发工人的榜样,即使不能叫工人像他们一样做,至少也叫工人实行罢工和占领工厂。


  很难把索尔邦在这些希奇古怪的日子里的情形,有条有理地描写出来,因为那情况本身就是那么没有条理,那么混乱,那样一个各种矛盾的大爆炸。索尔邦的建筑物是个大长方形,长度超过250码,从圣米歇尔大街转进去不远,可是它给人的印象,和大街行人路上咖啡座那些条纹布篷和极端无拘束的气氛大不相同。一穿过索尔邦那狭窄的横门,就进入了一个笨重而相当古典主义世界,有雨果(Victor Hugo)和巴斯德(Pasteur)坐着深思的石像俯瞰着那院子。走廊通到建筑物的主体,楼梯蜿蜒向上,讲堂的顶部是一幅布维·德沙万(Puvis de Chavannes)所绘制的巨大而非常呆板的壁画,描绘出诗歌、哲学、几何学以及其他各知识部门,围绕着一个坐着的人像,代表索尔邦本身。就是在这个显得前途并不光明的背景之前,发生了那个兴高彩烈、不敬尊长的狂流,在五月间横扫全国大学。


  这座建筑物可以舒舒服服地容纳六千人。试想一下这样的情况:两万人——或者简直有三万人——把那挂着旗帜的院子塞满到简直要破裂的程度,在壅塞的过道上你推我挤地走过去,爬上别人肩膀去看那些挤满人的大讲堂里不断的辩论,讲堂里面的人们把各种混乱、冗长、激烈的意见投入扩音器。每一处地方,每一层楼,都有快步急走的人流;有些拿着文件的,显然是职员,另外一些则戴着纠察队的红臂章。每个房间里都有人。这究竟是怎样一回事呢?在这个蚁冢里,哪些东西是学生苏维埃的中枢,哪些是外围呢?真相是这样:被学生占领的索尔邦,是学生运动本身的一面镜子,既清醒也疯狂,既有预谋也出于自发。有一个革命“先锋队”,多多少少明了正在进行的事情,并且提供一个最低限度的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在它的周围,生长着满园的杂草和野花,迅速繁殖而无须栽培。


  索尔邦一被学生占领,几小时之内,墙上就布满了乱哄哄喜洋洋的字画。那本来是整齐而瓣院子,挂上红旗、黑旗,还有毛泽东、列宁和马克思、托洛茨基、卡斯特罗和格瓦拉的相片,变成了贩卖革命思想的市场。一个男孩子在一架大钢琴上大声弹出爵士音乐。几十个年轻人干脆就在这庄严之地躺下来,互相拥抱着,弹着吉他,挤在那小教堂的台阶上。这样公然表示蔑视成年人的世界——它会叫他们笔直站起来,梳好他们的头发。他们已经玩过游击战的游戏了,现在要快乐一下,自觉而不寄送地亲自研究一下生活中所包含的娱乐和性爱。“我越努力干革命,就越喜欢做爱”,他们在墙上这样写着。青年造反运动所有这种戏剧化的一面,都真正是这个实验的一部分,甚至是必要的一部分。这引起有些成年人的惊奇或者带有醋意的责备,另有些人则看出,这是出自本能的、和那总代表计划的一面成双配对的另一面。这个夸大喜剧,一方面受革命领袖们欢迎,同时也令他们讨厌,因为这很难控制,而且到底是丢脸的。索尔邦上主要的标语之一,不是说“不许禁止”吗?有六个领导人每天碰头,决定下一步该怎样办,要发出什么口号和批示怎样把这一片混乱情况组织起来。他们要使索尔邦和它所储藏的知识对一切人都免费开放,他们要让人人都有发言权,他们要使每一个学生对自己的思想立场有责任感。这毕竟是废弃从前那种不合时代、诸多束缚、把大学生当作小孩子看待的制度的要点所在。


  经过尝试与错误,在非常热烈的讨论之后,渐渐形成了一个试验性的指挥机构,如果把这机构简单描写出来,就不免忽略掉它在那一个月狂热的日子里所经历的数不尽的改变、增添和争吵。这个机构的基础,在理论上也就是一切权力的源泉,是全体大会,也就是每晚挤满那圆形大讲堂的庞大而无定形的群众。这就是实际行动中的直接民主,是毫无禁忌的谈话馆。第一次全体大会在5月13日最先通过的法令之一,是宣布索尔邦为自治的人民大学,不分日夜对一切工人开放。原则上,凡是在此校舍内所作的一切决定,都要提交大会批准。每晚由大会选出15人组成“占领委员会”,这就是执行权力之所在。它的任期只有一天一夜,因为人们相信那种理论:权力是会令人腐化的,而且,凡是选出的代表都要经常向选举人负责。不能让官僚层有充分时间去凝固起来。(可惜这个制度只在最初实行了几天。不久之后,全巴黎的人都跑来索尔邦瞧瞧——许多时髦的宴会,最后一项节目都是跑到索尔邦去和那些如醉如痴的青年人在一块挤一阵子——于是大会堕落成为毫无秩序的“事件”,占领委员会的权威差不多不容置疑了。)


  占领委员会设立或者促使成立了二十个小组委员会,负责管理伙食、报界联络、宿舍、纠察队、医疗所、“银行”(在院子里和咖啡座附近所募集到的钱都交去那里)等等。要买纸张油墨来印传单,买食物给夜间工作者。要交一百法郎给某人去买药物和绷带,给躲藏在市区另一头朋友家里的一个受伤战士用。还有一个重要的委员会是管理房间的,把房间拨给那些自发成立起来、需要地方开会和办事的团体。常常可以看见一群嘁嘁喳喳的热心青年男女,找到一间空的办公室,破门而入,在门口标明他们的团体名称和宗旨,然后派人去房间委员会,正式要求把这地方拨给他们使用。他们时常是选出主席和秘书,开会讨论一番,起草一个提议,然后挤下楼去到大讲堂,把提议向群众提出来。每一系有一个委员会,教师和学生合在一起——历史系委员会在这个房间,地理系委员会在那一间,英国语文学系的人在第三间。可是也有房间里面是些非洲学生在用完美的法语讨论着第三世界的种种问题,有的房间里探讨着那惹人急诊的性欲压抑问题,还有一些房间,到晚上人们就在里面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有一个“文化鼓动委员会”,差不多不停地开着会,表演和讨论交替着进行。在这个委员会上,有人提议把德沙万的壁画涂掉,说它是“在古物面前展露出来的古希腊”,这个提议差一点没通过。忧心世道的青年们,皱着眉头,手指给香烟染得黄黄的,无了无休地讨论着种种问题,例如艺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地位,充满“新发明小玩意”的那种文化的破坏能力,或者人类配偶所包含那些永远无从估量的因素。有一个“证据委员会”,在成年人协助之下,把有关警察暴行的报告逐字逐句地记录下来,后来由色衣(Seuil)出版社汇编成一本“黑皮书”发表,这是对于一个号称为文明的社会惊人的控诉。女孩子们,她们的持久力和热心常常超过男孩子,担任打字,刻蜡纸,烹饪,在托儿所里照顾小孩,在临时公共宿舍里铺床。对于参加这个运动的成千成万年轻人来说,这是一次狂热而永难忘记的经验,可能是他们一生中对他们人格的形成最有影响的一次经验,如果说五月革命是有几分重要性的事件,最重要的,就是这一大批闹轰轰的自发起来管理自己种种事务的学生委员会和全体大会。


  有一个问题,自始就造成学生之中的分歧,而始终没有得到美满的解决。这就是“改良派”和“革命派”之间的斗争。一方面是那一种人,他们把学生造反当作一种手段,压迫政府把全国各大学在全新的基础上来改造。他们梦想着自治而分权化的学校,推翻高高在上的官老爷,把大学的大门向工人阶级敞开。另一方面,则是那些认为大学改良是讨厌的枝节问题的人。街垒战斗唤起了他们对革命行动的希望。他们想高举着红旗,从大学的瓦砾上向着社会本身进军——尤其是向着戴高乐的政权进军。借用摩良(Edgar Morin)的话(他是最能了解这次法国危机的评论家之一),他们想把索尔邦的院子变成革命飞弹的发射台。


  学生领导以托派分子为骨干,自然是拥护革命路线。为了超越而且战胜“改良派”,它向前奔驰,根据不断革命的法则,使它的部队行动起来——不惜任何代价,采取一切方式行动起来。这每每发展成为不利的结果。学生们屡次从索尔邦这个不可侵犯的圣堂冲出来,掘毁马路,打破窗户,焚烧汽车,就在警察分局附近这样干。遇到警察追捕的时候,就逃回不可侵犯的校舍里去。可这种越来越没有意义的激烈行为,使这种运动的力量消耗掉,终于被摧毁。


  “改良派”的目标比较温和适度,可能获得更持久的成就。现在法国大学要重建,实际上要从头做起。在执行这项任务时,五月事变的遗产可能有三方面:师生关系与过去不同而比较健全;各学院和各省大学都获得相当程度的地方自治权;在计划和进行学习方面,学生的作用比过去要大得多。国家在计划这些改革的时候,必然要考虑到在整个事变过程中学生和教师所草拟的那些详细提议——有的写成几百页长的文件。


  索尔邦是学生占领的学校之中最引人瞩目的一处地方,可是差不多巴黎和外省的每一个学院,都有大致相同的情况。到处都同样爆发起热烈的谈论和嬉戏,都同样有墙头诗句,同样渴望着文化解放,同样敌视现政权。运动蔓延到法兰西学院和国家那样尊严的机构。那些传统上属于右派的学院,例如医学院,法律学院,政治学院等,也被这运动侵入。连神学生都在他们的神学院里面“战斗”起来了,综合科技学校那些受到过度教养的青年人也一样。在这场浪费青年精力的大发泄之中,无论什么地方,人们的情绪都开放了,理智的堤防都崩溃了。


  对一般社会人士来说,影响最大的造反行动,也许是波拿巴特街的国立美术专科学校的行动,这学校自从5月14日由学生“占领”后,就变成了半秘密的革命宣传画工厂。美专里面最积极的青年画家,变成革命的造像者,把富有野性和活力的漫画贴满巴黎的墙头。美专和法国多数学校一样,是单调、顽固、等级森严的。这里也一样有“大头子”,用他们的声望窒息了美术工作。五月事变完全改变了这局面。过去只有几十人来画室里工作的,“占领”后至少有一千人,分成每班大约二百人,日夜不停地工作。产量是惊人巨大的,至少根据三百五十种新图样,印制了十万份宣传画。这些画很快就变成收藏家的对象。这个学校里也实行一种直接民主制。凡是设计出来的新图样,都提交全体师生大会投票表决。该校的占领者最后在6月27日被警察清除了,可是,有了五月的经验之后,很难设想在未来任何改革当中,学生会不起积极的作用。


  并非所有学生的倡议都那么有理性,或者有积极作用。5月15日,也就是占领索尔邦之后两天,当时自我陶醉正达到极点,有一队学生,约数百人,进军到奥迭翁的法兰西剧院去占领它,当美国的保罗·泰勒(Paul Taylor)芭蕾舞团表演完毕、观众正走出剧院的时候,冲了进去。剧院负责人让—路易·巴洛(Jean-Louis Barrault)屈服于这个无法避免的命运,说道:“巴洛完蛋了!”这次“侵入”行动,似乎含有重大的革命意义:这是学生造反第一次超出学校境界的行动。这同时预告了以后对国家财产进一步的进攻。谣传这个行动不过是对无线电大厦(这个象征戴高乐严厉统制新闻的堡垒)实行进攻的一次彩排而已。在现代利用无线电通讯的社会里,无线电台是真实的政权机关之一,把它夺取到手,等于宣告革命胜利。总理办公处和内政部都真正感觉到惊慌,预感到要发生真正的、甚至是流血的革命。如果学生作乱队伍真正实行夺取巴黎,如何是好呢?又如果共产党领导的总工会(全国最大的人民力量)支持他们,如何是好呢?结果是这两个危险都没有成真:进军电台延期了,后来根本取消掉;工会方面,我们在第十章里要谈到,顽固地抗拒学生的驱策。占领奥迭翁,是一个奇怪而未经深思熟虑的举动,是革命边缘上的一个花样,并不属于主流。这是康边迪的三二二运动根据他的自发性战略所策动的,并没有跟领导层里面那些头脑更总冷静的集团商量过。


  在被占领的一个月期间,“前法兰西剧院”日夜开放,成为一种革命讨论会,同时也是俱乐部和下等客栈。没有演出戏剧,却举行了无数次滔滔不绝的讨论。这个实验受到法国赏工会以及法全学联的指责。在这些日子里,一群群非法住客来来往往,还从衣柜里盗取戏服,因此令警察在街头零星战斗中遭遇到一支临时演员的部队。有个流浪汉跑到这个直接民主的大殿住下来,不时从楼上的座位上站起来参加讨论。有一晚,他用沙哑的声音说道:“哦,真不错!我已经在这里五夜了,我承认是很快乐。每天早上我出去买升红酒,然后铺床睡觉。哦,真不错!我要承认是很快乐。”(喝彩)最后大约有一百人成为基本住客,吃、睡、过日子都在剧场里,还跑到屋顶上晒太阳,打扮成罗马百夫长的样子,大摇大摆地到处走,更像是一群暂时离开他们经常所在的街头的空地走来这里的阿飞。等到6月14日警察来了的时候,他们全体都乖乖地走了,让清洁队来打扫和喷射杀虫水。


  学生苏维埃最后阶段的惨淡景象,和最初阶段的壮烈景象成为鲜明对比。为了提高工作效率,或者是为了比较安全,核心领导分子离开了索尔邦,让索尔邦只担任一种展览会的任务。一群“国际环境主义者”(一种后起的超现实主义的化身),曾一度夺取了校内广播系统,发出许多过火的指令。更糟糕的是,那些厅堂和走廊都因为成千成万的人来人往而弄得很脏。而且,像法兰西剧院一样,有流浪汉跑来住了,同时还有“疲得你”(注2),以及各种无家可归的人。老鼠也从阴沟里钻出来;警方暗探则从大门进来。有些年轻人吸食大麻叶,每天都要料理。医疗所变成了可耻的地方。约有三十名暴徒、小贼、前外籍兵团分子、和逃兵——他们自称为“卡丹加派”(注3)——住到索尔邦的地下室里去,引起周围的恐怖不安。他们也有他们那种对现社会的怨恨,所以跑来帮助学生造反,可是他们带来了不名誉。他们有两枝小口径的猎枪,一些像是凶器的刀子,几根棍棒,一些铁链,还有一两个涂脂抹粉的女人。六月中有天晚上发生一场打架,这批人被占领委员会所召来的学生纠察队撵出去了。


  占领委员会也征集拖把、水、和消毒剂,用来给这座大建筑物一次春季大扫除。可是这个工作没有完成。6月16日星期日上午两点,有个受了伤的年轻人被丢来医疗所。学生们马上把他转送去医院;可是警察跟着就进行调查了。政府抓住这个藉口,派来一队警察,他们没有遭遇多大抵抗。最后剩下的师生,唱着国际歌被驱逐出去。大街上有零星战斗,扔了几块石头,放了几颗催泪弹。不过学生的反击是无力的。悬挂在索尔邦的红黑旗帜扯了下来,换上三色旗。一个多姿多彩的学生行动阶段结束了。学生夺取政权不成功,又转念到大战期间的抵抗运动。于是运动转入地下了。



注1:法国的一种讽刺小报名。——译注


注2:“疲得你”(Beatniks)——根据语源,beat是筋疲力尽的意思,nik是(某种)人,Beatnik原义为筋疲力尽的人。这个字产生在五十年代初年的美国,用来指那些好穿奇装异服,行为放荡不羁,蔑视社会习俗,反对普通人的思想信仰的人,尤其是其中那些没有稳固社会地位,生活不安定的人。这些人厌恶资本主义社会的庸俗生活,但又没有找到新的出路,因此怀疑人生究竟有什么意义,在生活上或是趋向消极颓废,或是疯狂地追求刺激。后来的所谓“嬉癖士”(Hippies)就是其中消极颓废的一派,而占士甸(James Dean)式的阿飞,则属于后一派。


注3:卡丹加是刚果的一省,1960年刚果脱离比利时独立后,比利时的傀儡冲伯(Tshombe)曾宣布卡丹加脱离刚果共和国“独立”。1963年,卡丹加重归刚果中央政府控制。——译注



政治学院的情况


  布朗加·刚布鲁比(Blanca Camprubi),年21岁,政治学院三年级学生,提出下面的报道:


  五月初,预备最后一年的学年考试的温习工作正在最紧张地进行。再继续努力一下,然后这一年的努力就要有收获了。每天花十二小时来温习功课,当然再没有什么时间去想到外面发生着什么事情。不管怎样,在政治学院里,政治从来都不是热烈争论的问题,也许这是因为课程里面有它。我们讨论全世界重大的政治问题——用最文雅的语言讨论——可是谁都不曾想到把政治活动带到学校里来。绝大多数的学生都属于资产阶级家庭,是高级官员、大使、著名的政治难民……的儿子,他们自己将来无疑也要当高级官员、当大使,甚至要当政治难民。人人都拼命用功,只想着怎样考及格,拿文凭。


  我们的学习条件比其余的学院优越许多。其中一点是,我们只有三千五百人,因此我们的师生关系比在索尔邦密切。我们有一个非常出色的图书馆,和引起全巴黎大学羡慕的期刊室。我们有些讲师,例如阿弗烈·格罗塞先生(Alfred Brosser),和安德烈·阿玛尔先生(Andre Amar),都是非常受欢迎的。不过我们大部分的学习,是在十五人的小组——所谓“讨论班”里面进行的,在那班上,最主要是学习怎样在不多不少的十分钟时间,用最清楚和最漂亮的话,说明一种见解。这是因为我们学年考试的关键部分是口试:每个学生按照全部课程中任意抽出来的一个问题,有一点时间去预备一个十分钟的讲演。讲完之后,再受盘问十分钟。所以,全年的学业成绩,就在不多不少的二十分钟零十秒的时间里决定。人人都在为这口试担忧中过日子。还要担心将来的出路。举一个例,我们的学院是培养学生毕业后升学国立行政专科学院的,而该校是晋身高级文官之路。可是,每年有五百人投考,只录取一百人。


  不过,政治学院一般人都有自满的心理。学生们自认是最聪明、最优秀、最漂亮的。这就是需要改革的东西:那个自命不凡、自满自足、勤谨学习、衣饰讲究的小集团的心理。


  5月3日,当第一颗催泪弹爆发的时候,我们正在努力用功。我们注意着这场战斗,直到半夜一点钟——不过只是在收音机上注意着。有人喊道:“别人在为主义而战斗的时候,我们还能够继续读书,这是多么美妙啊!”在这头一个星期里,根本谈不到我们参加示威的问题。


  5月11日星期六,是我们大家久已准备应付的日子,我们规定在这一天上午八点开始学年考试。不过,在从家里出来去上学之前,我们听过无线电,知道昨夜拉丁区的暴行达到了顶点,也知道人们号召罢课,要求重开索尔邦和释放被捕学生。我们大家都聚集在巴息咖啡馆(就在学校街口的那家政治学院学生最喜欢的咖啡馆),赶着在考试前喝一杯咖啡。从咖啡馆出来,看见学校门口有一小群人。我们知道有事情发生了。有些昨夜参加街垒战斗的同学,也许还有些是从索尔邦来的学生,要求我们实行同情罢课。大家迟疑、沉默了一阵。这到底是我们的毕业考试呀。一个女生看了一个男生一眼;停顿一下;然后突然爆发这个叫喊:“释放我们的同志!”人人都笑起来。问题决定了。


  我们的院长,那神秘而庄严的雅克·沙普萨(Jacques Chapsal),出来了。为了使他的声音在这一片乱哄哄中给大家听见,他不得不采取比平日民主的办法,爬到椅子上去。他宣布:当天的考试延期,不过以后的还是严格依照预定时间举行。老板巴息很惊奇地站在他的咖啡馆门口,看着一群学生蜂拥而过,去参加考试。在十分钟之内,他们就转变成即使不是“狂热的革命派”,至少也是“热烈的改良派”了。


  暴烈行动传遍了拉丁区,连我们学院里最迟钝的人,也明白我们再不能袖手旁观了。我们必须决定,到底是支持还是反对学生运动。对这问题的考验,是某天晚上在校内表决对考试的态度。一群群教授守在街头,拦住我们来游说。这些“院外游说集团”,令我们认识到自己的力量。投票前,先举行讨论,使我们吃惊的是,我们素所敬仰的格罗塞教授,发言的头一句话竟是:“我要感谢全体大会允许我说话。”


  表决是在非常兴奋但是庄重的气氛中,用秘密投票方式进行。“反对派”集结起来,和“造反派”对抗。前者提议在目前的罢课结束后十天,照原定方式举行考试;后者要根本取消考试。造反派主张,根据过去一学生的功课成绩发给文凭,而现在要给学生时间来拟订改革计划。经过热烈辩论之后,我们散到街上去等候计算投票结果。天渐渐黑了。突然间,我们感觉到:我们可以高声大胆说话,只要我们高兴就可以唱歌或者叫喊!这一次的投票,把我们一年的学业毁掉了;有人甚至连出路都毁坏了。可是我们感受到一种比得到学位好得多的快乐。造反派胜利了。当晚又决定了永久占领学校。考试不管了,改革的道路已经开放。


  我们用新皈依者的那种热情献身革命。一夜之间,巴黎大学政治学院变成了列宁学院;校内有戚·格瓦拉大厅,毛泽东图书馆,还有卢森堡大讲堂。红旗和黑旗悬挂在门口。一切体力劳动都由学生自己担任,衣帽间里的衣服比从来都挂得更整齐,盥洗室也从来没有现在这样一尘不染。我们的性格,和索尔邦那些没有秩序的兄弟们不一样。我们在“组织、调配与联络委员会”领导之下,内部一切都布置得有条不紊,连墙上标语的风格都不同:“女孩们,不要令男子和你们疏远,献身革命吧!”


  可是这种田园风味的情况被打破了。“西方团”——这是一批右翼学生,是“赤化分子”的死敌——对我们学院来一次袭击。他们头戴钢盔,手执盾牌和棍子,从屋后打破一个窗户冲进来,吓得校内工作的五百同学大惊而逃。有些人逃不出动就跑上楼,锁起门来,在窗口呼救。西方团所施放的催泪弹,使这场电影更有声有色。他们还把大铁门关起来,令我们想夺回学校只有正面冲击才行。被围困在楼上的朋友们,扔出椅子给我们拆开来当武器使用。我们派使者飞跑去请索尔邦的纠察队来援救——我们和文学院的关系从来都不大好,可是在这样的时刻,我们需要“老大哥”的帮助。我们的教授格罗塞先生指挥冲击。跟着发生肉搏战。可是西方团看见我们既有武器,又有朋友,就逃跑了,还被我们抓到一名俘虏。我们把他锁在一个研究生的房间里,拍了照,编了号。学生法庭宣判:把他移交给警察。经过这场混乱之后,我们编了一个“法西斯分子”的黑名单,即那些嫌疑勾通西方团的人。如果他们胆敢回到学校里来,会遭私刑处死。


  为了实行改良计划,成立了一套精心规划出来的代表机构。各讨论班(学习小组)选举代表,组成具有决定权的学生代表会议。人人都可以参加那些委员会,讨论改革方案,再由委员会把方案提交代表会议。最后决定权,则属于九名学生和九名教授组成的小组委员会。在改革委员会里,教授也要举手请求准许发言。他们对于学生处理会议程序的熟练性,觉得很惊奇。


  拥护改革的潮流很强大。人们要求校内的政治自由和结社自由;要求学校“民主化”,不论在招收学生或课程内容方面都要这样。有些学生甚至要求对委任和辞退教授有否决权。有一种企图,想把学校从注重个人成绩,转变为注重集体学习,从注重考试方法,转变到更深入地处理问题。


  不过,尽管挂着红旗,而且贴着种种激烈的标语,多数学生的情绪还是温和的。那情形仿佛是他们明白,如果不经历一番这种蠢事(它给我们所干的事情添上一种感情上的真实性),那些改革就不中用。我们已经达到不能退回头的地步了……




医学院的情况



  米歇尔·摩良(Michel Morin),医学院二年级学生,提出下面的报道:


  我们这些医学院学生,不是公认眼光敏锐、富于批评头脑的,在五月的日子里,我们相当迟才对眼前的事变有所醒悟,这也许是因为医学生容易在社会上找到服务的机会。他们出路方面没有多大问题。况且我们的学业是那么长期,又那么吃力,我们根本没有多少时间去谈政治。


  奇怪的是,我们这些整天埋头在教科书上面的人,怎样会忽然间卷入政治活动里去了?我告诉你一个例子吧。5月3日那天,我一个同学去开他摆在圣米歇尔大街的汽车。一股保安队抓住他,打了一顿,还骂他“臭学生”。一两天之后,他在无线电上听见学生和警察又打起来了,立刻就跳上汽车,赶去参加。他还特别记住,带了螺丝锥子去挖开铺路石块。第二天早上我见到他,他已经是一个积极的造反派了——还能够把他参加斗争的理由说得相当明白。


  这种突如其来的政治觉醒,在人人都是出乎意料的。5月4日星期六,上完解剖学的时候,有位教授相当自满地说,至少我们还没有走上街头。可是,到5月7日,我再到学校的时候,空气就很紧张了。墙上贴满了宣传画。到处都看见革命党派的徽号,多数学生对它们还不熟悉。不过,保守派的抵抗还没有立刻崩溃,有一个人演说,一开头称呼大家“同志们!”引起一片抗议。起初几个人的演说有点空洞——号召大家起来斗争,提高警惕等等。最值得重视的演说者之中,有一个是我认识的,令我很惊奇,我从来没有想到他竟有这种才能。


  同学之间的团结一致心理,是主要的动员力量。被警察拘捕的同学,变成了象征。当我们在无线电上听见人们用铺路石块堆砌街垒的声音的时候,就再也按捺不住了。警察不得不防守塞因河上的桥梁,阻止右岸的人拥往拉丁区。我在街垒上碰见别的医学生,彼此都觉得惊奇——我们是有名的政治上的阉人。


  在占领后的医学院,立刻就成立了“学生权力”的组织。每一年级的学生,成立一个行动委员会,向全体大会负责,大会本身也是自发成立的。房间分配给各委员使用,有种种问题提出来讨论。当然,头一个问题是怎样对待考试的问题。我们取得院长同意,决定把考试无限期延迟,将来要考的时候,必须提早六个星期通知。这是为了让那些委员会能够开始工作,同时也为了让那些一开始就参加抗议运动的同学得到公平的待遇。像其他学院一样,我们也成立了纠察队,戴钢盔,拿棍子,守卫大门,防止警察和西方团进来。我们还有一队清洁工作人员——我们当医生的,不能叫人家指责不干净!此外,在巷战的几夜里,当然还有急救站。我们还设立了宿舍、托儿所、和饮食部——是否付账可以随意。大家很热心于自治,推翻那种由教育部管理全国各地的单(疑为“每”)一所大学的旧制度。这实在是学生们觉得大家在集体做事的头一回。这也是头一回教师和我们平排并坐。他们向来是坐在圆形大讲堂的中心,有一种藩篱把他们和我们隔开,要靠这次革命,才说服他们跨过那藩篱。


  看着那些温和派对运动厌倦了,渐渐消极,而全体大会一天天越来越激进,那是很令人心醉的。有一晚,大约是午夜时分,有人打断一个演说者的话,高呼道:“康边迪回到索尔邦了”。大厅里爆发起欢呼雀跃。康边迪被逐出法国,曾宣誓一定要回来,我们人人内心都盼望他能做到。


  医学院参加学生抗议运动比较迟,但也是全巴黎最后还挂着红旗的地方——7月3日破晓时才被警察扯下来。


“大学城”的情况


  洛汉·威克拉马星(Rohan Wickramasinghe),26岁,生物化学系的锡兰留学生,提出下面的报道:


  拉丁区五月革命的烈火,引起大学城里面一连串小规模的篝火。大学城是巴黎南方边缘上一个学生宿舍的乡镇,里面住着大约六千学生,大部分是外国留学生,这些宿舍怪神气地称为各国大楼。像各学院一样,有些坚决分子冲击并占领了一些大楼,有时还把监督和寄宿者驱逐出去。这些占领行动,为期五天至六星期不等,是五月革命历史的喜剧性的补充。这些行动有一个永久性的收获:长久以来是大学城之祸根的两性隔离制度,永远废除了。


  大学城的造反,和法国人的抗议运动不同,目的既非大学改革,也非推翻戴高乐总统。这些行动,差不多没有例外,是对远处某一据说是专制的政府表示反抗。头一个陷落的,是希腊会馆,可是那些新的占领者,差不多立刻就要应付一队右派学生的反攻。一个星期后,西班牙会馆也落到一队西班牙学生和移民工人的手中,还有参加过内战的左派政治亡命客支持他们。这会馆立刻改名为“西班牙工人与学生会馆”,每逢星期日就挤满了人,有母亲带着小孩来逛这个革命的西班牙角落。


  起义运动随后蔓延到阿根廷大楼,立即把它改名“戚·格瓦拉会馆”。那些传单、小册子和宣传画,通通证明这些侵入者和拉丁美洲游击队之间有密切连系。当这些新来的人实行一场思想上的春季大扫除的时候,至少有二十名以前的寄宿者收拾书包逃跑了。新来的人发现了真正令人吃惊的情况:从前的寄宿者,多数年龄在35岁以上,有些人靠这样过着舒服的生活,而最大的罪恶是,这座大楼里的房间,是由布宜诺斯艾利斯当局根据偏爱或者政治偏见来分配的。新来的战士宣布:“这里不是游客的旅馆!”


  葡萄牙大楼(这是古边吉安基金会捐赠的)的侵入者,有一点与众不同,他们除了要求政治自由之外,还要求宗教信仰自由。那些摩洛哥人,表现出阿拉伯人的狡猾:有一群寄宿生宣布“占领”已经完成了,谣传此举是为了阻止阿尔及利亚工人侵入。没有理由说这一个占领要结束。


  意大利大楼的占领,是由一队从都灵来的口若悬河的人士实行的,只过了五天就被撵了出去。印度支那大厦改名为“越南与老挝大厦”,可是不久这两国人士之间就冲突起来了。冲击巴西会馆被打退了,可是管理人员也吓跑了,于是寄宿生得到管理的全权。比利时和瑞士会馆,是这些宿舍之中最干净,最安静,也最拘谨的,保持平静无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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