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危机所造成的巨大牺牲之一，是戴高乐总统和蓬比杜之间亲密信任的关系；蓬比杜这个狡猾而和蔼的奥汾涅人（注），在戴高乐手下当国务总理已有六年之久了。在第五共和国所有人物中，蓬比杜是唯一凭他自己的本领出头露角，成为政治领袖的，他的手腕和人望仅次于戴高乐本人。两人之间冲突的起源，可能是在那富于爆炸性的二十天期间，即由5月10日至11日之间的街垒之夜起，到5月30日戴高乐发表演说止——这是第五共和国的生命危若累卵的三个星期。蓬比杜对最后的胜利的贡献，是平稳、有力、始终不懈的；戴高乐的贡献则是断续、不平衡、惊人的。他们二人显出来的是两种根本不同的政治作风。总理经过这场危机，得到的荣誉更大。自5月30日起，他被撤职只是时间问题而已。
在艾丽榭宫的档案公开之前（或者总统府那位难以了解的秘书长特里科写出加快录之前），无法知道在这段痛苦时期两人之间发生过一些什么。但也许已经可以肯定：这时期蓬比杜最头痛的问题，是怎样把他深信为正确的政策，和戴高乐那种容易动怒的、高压性的政治本能调和起来。这段时期，清清楚楚地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蓬比杜在街垒之夜翌日回到法国起，到5月25日至27日他同工会和雇主的周末马拉松会谈，结果造成流产的格朗涅尔协议为止；第二阶段比较短，但更热烈，更富于戏剧性，从5月27日到30日。没有多少亲密的关系经得起这样的风暴。
1962年，蓬比杜从他在洛希尔银行里一帆风顺但是没没无闻的事业中，被戴高乐召唤出来。在他掌权的六年过程中，形成了像他老板一般坚决的政治意志。但他对五月危机的估量，比较精细，比较脚踏实地、现实主义，不受自认为法兰西化身这个担子牵累。我们已经说过：他的政策是安抚学生而把革命领袖孤立起来，使共产党继续站在起义的右边，拉拢工会来参加会谈以便达成一个重大协议——这协议将使蓬比杜成为时局的救星，同时为一种急进的“新政”的设计人。到5月22日星期三为止，这政策仿佛进行得很顺利。康边迪已经不许入境，共产党谴责过他，而各工会也接受了会谈的邀请。但那时戴高乐插手来破坏这套政策了——至少蓬比杜的想法一定是如此。戴高乐首先宣布，要在5月24日星期五向全国发表演说，拒绝改变这个硬性的计划来配合事变的发展。全国上下都紧张地等着他要说什么话。因此白白浪费两天宝贵的光阴，到星期六才能够开始和工会方面商谈。在这期间所爆发的激烈行动，毫无疑问是致令谈判失败的一部分原因。戴高乐第二步干涉行动，当然就是那演说本身。
人们那样焦急等待的演说，竟是平凡得十分可怜的一番话。无论戴高乐这个人，还是他的演说词，都够不上时势的要求。他所要应付的这个造反运动，如果有任何意义的话，那就是表示法国人的头脑猛然间从官方控制之下解放了。但戴高乐所能够想到的，只有要求人民重新授给他原有的广泛权力。他提议举行全民表决，决定是否“延长授权”。他也提及他关于“参加”的观念，但只作一种毫无意义的笼统的说明，比方“使我国的经济适应于……本国和国际的需要”，诸如此类。他的演说在街上广播出来，游行示威的青年报以惊异而嘲笑的叫嚣。突然之间，他在众人的眼里，变成一个疲乏而破产了的政客。
巴黎政治圈第一次要认真设想没有戴高乐的世界了。“戴高乐后的制度”，变成最令人发生兴趣的问题。连最忠实的戴高乐派都开始失望了。很明显，而且带有悲剧性，戴高乐竟没有了解到全国各界人士对于协商和对话的渴望。没有人愿意给他无限制的权力。仿佛是，法国所需要的激进性质的改革是太多了，已经达到77岁高年的戴高乐，不适合担当这个任务了。他想在预定6月17日举行的全民表决中得到多数赞成，成功的机会很小。
谁能说蓬比杜不是和多数人意见一致，认为戴高乐犯了一生之中最大的错误呢？大家相信，他曾努力说服戴高乐，不要举行全民表决——那带有拿破仑主义的气味——改为举行选举，像全国人民要求的那样。可是戴高乐坚持不变。
戴高乐关于全民表决的演说，在全国造成一种惶恐不安的空气。不久就证明，这种空气破坏了好不容易得来的格朗涅协议成功的机会。如果艾丽榭宫都快要出缺了，对于最低工资率这种日常问题的谈判，谁还会认真呢？自从前两天宣布禁止康边迪入境后，拉丁区又重新爆发了暴力行动。提议全民表决——这在反对派看来，是完全不适当的——所产生更直接的后果，是给暴力行动火上加油。星期三，一群学生列队前往警卫森严的国民议会，喊着“我们通通是外国人”的口号，连那些来自阿尔及利亚的阿拉伯青年，都喊“我们通通是德国犹太人！”（注2）结果当晚酿成学生和警察的零星冲突，星期四晚发展成为更严重的战斗，照例造成许多人受伤，并有数百人被捕。从街垒之夜到如今，已经有两个星期之久了，街道游击队员已有充分时间包扎好他们的伤口。他们的战术现在变得更精细，更机巧。造反者队伍里面出现了专门的投石手，他们还利用无人汽车去冲击警察的密集队伍。也许值得特别一提的是，那个星期在拉丁区里没有青年人利用康边迪是外籍人这一点来反对他。戴高乐那种哲学——认为国际政治唯一有意义的尺度，就是民族国家——遭青年们唾弃了，他们举着红旗和黑旗，表示渴望另一种更带有世界性的价值标准。
蓬比杜咬牙切齿，愤恨不已，但破坏已成事实。他召集工会和雇主来参加的圆桌会议，在5月25日星期六开会，那时的条件坏得不能再坏。当天早上，蓬比杜不得不下令警察“尽最大力量”把任何再次举行的示威游行驱散。星期五晚，巴黎、里昂和其它城市都发生了激烈冲突，冲突是那么凶猛，以致蓬比杜本人都说，那“显然是要引起内战爆发”。在里昂，一个52岁的警察督察，被起义者放去冲击警方障碍物的货车辗死了。在拉丁区，一个26岁的青年被一块破片打死。这是三十年代后期以来，巴黎发生最严重的人民骚动的一夜，甚至比街垒之夜还要严重。有800人被拘捕。大约有1500人受伤，索尔邦的大院变成战地医院。有一个讲堂标着“外科”字样，另一间标着“毒气损害”。救伤车在疮痍满目的街道上往返悲鸣，一直到星期六天色大明之后，那时塞因河左岸地区的居民醒来，看见一片可怕的荒凉景象。砍倒的树木横拦街道，到处是烧毁汽车的残骸，和腐烂冒烟的垃圾。
零星冲突在通往里昂去的火车站周围首先爆发，当时有两万左右的示威者（是法全学联、高教会、和康边迪的三二二运动联合发动的）决定向巴黎市政厅进军。那天（星期五）早先由总工会发起的示威，则和平地解散了，但有许多年轻工人继续去参加学生的示威，他们满怀愤激。大批群众在街头听见戴高乐的演说，更增加愤怒。差不多立刻就和警察冲突起来了，然后，示威者又根据领导人的命令，分成许多小队，迫使警察也要分散。这样有一队学生能够简直不受阻碍地跑去进攻巴黎证券交易所，放火焚烧，高呼口号：“烧掉资本主义的庙堂！”然后，其它分队奋战回头，过河回到拉丁区，在街上点起火堆，筑起街垒，并投掷各种物件去打击警察。一间警察局和一家电影院遭到洗劫，几十辆汽车被毁。警察滥放催泪弹，并且使用强力水龙头，但并不能显占上风。半夜三点锺，在战斗暂时平静的一刻间，内政部长富歇发表一个公报，其中呼吁市民把那些犯罪的秘密帮会分子“呕吐”出来——他把这场战斗归咎于帮会，即法文的la pégre。“我们通通是帮会分子”——学生们这样喊。那夜里，没有多少政治家逗留在街上。孟戴斯—弗朗斯是一个例外，他想亲眼看看拉丁区的情况。他在索尔邦一个大讲堂里讲了一阵话，然后巡视街垒，最后访问法全学联的会址。他说：“我来当一个见证人。”
这第三个流血的星期五——以前两个是5月3日和10日——令工人阶级的心情变硬了，这对于蓬比杜主持的谈判，是一个大不幸的时刻。示威游行的青年工人旗帜上写道：“权力归工人！”“权力决定在街道上！”“不要屈服，塞古伊！”“再见，戴高乐！”在一个星期之间，示威的音调改变了。现在的示威是更公开带着起义性了。学生和青年工人明白表示，他们的目标是推翻政府，就是为了这个事业而战斗终宵。他们想证明暴力行动能够成为改造社会的快捷方式。但各工会的目标不是这样：它们的直接目标是改善会员的经济地位。它们并不想推翻蓬比杜，反而去和他谈判。不过，共产党领导的总工会受到左派游击战士的强大压力，不得不从它原来小心翼翼的中间路线一步步左倾。这是学生胜利的表征：他们已经把整个法国政治光谱向左移动了，并且叫人们尝到议会以外直接行动的滋味。可怕的妖怪已经从瓶里放了出来，需要吹很妙美的笛子，才能够使他钻回去。蓬比杜勇敢地吹着。他似乎是政府里剩下的惟一支柱。他一个人就是整个内阁：自己担任自己的劳工部长、财政部长、教育部长、新闻部长；他好几天不睡觉，而且还要上电视；每天抽四五十支香烟，声音依然保持着深沉和清朗。似乎他在治理，戴高乐在看着。
蓬比杜召集工会和雇主（注3）来参加的圆桌会议，5月25至27日那个周末在格朗涅尔街的沙特列大厦，即社会部里举行，这场令人精疲力尽的谈判，进行了25小时之久，到星期一早上7点半锺结束，然后蓬比杜在早餐时间发表广播谈话，向全国报告谈判结果。整整两天，数百万游逗留在工厂里但不做工的工人，用半导体收音机收听着讨价还价的过程。几十名记者长驻在社会部里，抓住一言一笑来描画会议厅里的辩论进程。从头起，蓬比杜就是会议的主宰。他的方法是：在致开会词之后，就分别把每一个工会领袖带到一间侧室里，问他实在的要求是什么。这样，总工会的敌意就消除了，因为蓬比杜差不多不用讨论，就同意了立刻把最低工资率提高三分之一以上，使它达到每小时三法郎——足足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五。农业的最低工资提高百分之五十六。有些女店员过去的薪水还要低于最低工资率的，现在得百分之七十二的巨幅增加。民主总工会要求工会在厂里享有广泛的权力，这方面不那么容易解决。在一次休息时间，民主总工会的领袖迭斯康——就是他使这个工联会脱离天主教会，发展成为总工会的劲敌——在走廊里表示：“这里的墙很厚，工厂和街道上的叫嚷好像没有透入会议室里。”被记者拍照和访问很多的一个代表弗拉生（Benoit Frachon），现年73岁的总工会主席，他是32年前在1936年的马提雍协定上签字者之一。
所有参加这场大谈判的人，都很明白非达成协议不可——即使他们的动机各有不同。在蓬比杜来说，似乎他的宦海前途就决定在这次谈判的成败上。这谈判是他从阿富汗回来以后，在极其不利的形势下所采取的，那种带有坚定意味的安抚与妥协政策的逻辑结论。在工会领袖方面，他们希望在会议桌上争取到巨大的让步，使他们能够破坏左派捣乱分子的立足地。双方都明白：在目前的暴力气氛中，谈判失败会使法国从全国危机状态演变到革命状态，其结局是任何人难以预料的。
终于定出了一个协议草案，给予工人的利益仿佛是前所未有的，涉及工资，每周工作时间，退休年龄，家属津贴，养老金，工会权利，等等——是自从“解放”以来，工人阶级所得到的最大的利益。罢工者在罢工期间可得到正常工资的一半。星期一早上，那些虽然疲倦但是心满意足的工会领袖们，带着笑容从沙特列大厦一队队走出来。还要等“下层”——守候在机器旁边的工人群众——表示同意，不过，这些疲倦的谈判代表们当时觉得，最大的难关已经渡过了。但他们估计错了。真正的危机刚刚开始。
注1：奥汾涅（Auvergne）是过去法国南部的一个省区。——译注
注2：当时法国共产党公然攻击康边迪为德国人，同时极右派利用古老的反犹传统，大事宣扬康边迪是犹太人。——译注
注3：工会方面派代表出席的有总工会，民主总工会，工人力量总工会，天主教劳工联盟，职员总工会，和全国教育会。雇主方面，有全国雇主联合会和中小企业联合会。陪同国务总理出席的有社会部长让南尼（J-M Jeanneney）和劳工国务秘书希拉（J. Chirac）。全国性的农业团体，派一个观察员列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