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何以告别革命?

油画:处决玛丽•安托瓦内特王后 威廉•汉密尔顿(William Hamilton)


呼唤革命和告别革命是近代法国经久不衰的交响曲。在1791年宪法制定后,巴纳夫立即宣称“大革命结束了”;在雾月十八政变后,拿破仑•波拿巴强调“大革命结束于它得以开启的原则”;1869年,茹尔•西蒙再次表达了终结革命的迫切愿望,“有人反复宣称大革命没有结束,但我们希望它结束了”;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著名历史学家弗朗索瓦•孚雷还再重弹“法国大革命结束了”、的老调。在1789年以后的法国,革命的激情总是如影随形,革命的梦魇总是挥之不去。


于是乎,如何告别革命便成了近代法国许多杰出思想家苦思冥想的经典命题。他们提出了各色各样的宪政方案,以求诊治法国的革命狂热病。弗朗索瓦•基佐主张实行纳税选举的代议制,本雅曼•贡斯当和斯塔尔夫人垂青于不列颠的立宪君主制,托克维尔对美国的政制佩服得五体投地,第三共和国的甘必大和茹尔•费理则信奉带有鲜明实证主义色彩的“机会主义”。他们的精英民主理论在自由主义史学家或保守主义史学家身上也得到了积极的响应。以《当代法国的起源》享誉19世纪的历史学家H•泰纳致力于创办“自由的政治科学院”(巴黎政治科学院的前身),希望给法国“培养为全民族定下基调的栋梁”;同时代的欧内斯特•勒南对“肤浅的民主”作了更加猛烈的抨击,主张建立“科学的政府,其成员要像科学家一样处理问题,并理性地提出解决之道”。当代的孚雷则追寻托克维尔的足迹,也把希望寄托于美国的宪政民主。


法兰西学院现当代史讲座教授皮埃尔•罗桑瓦龙却表示,宪政民主并不是驯服民主、告别革命的良方,更为重要的手段在于以民主的思想去武装市民社会,进一步推动人民主权的纵深发展。本文将围绕罗桑瓦龙对法国如何告别革命这一经典命题的思考,重点分析他对孚雷史学模式的修正,系统地梳理他的民主史研究,从而为国内学界理解近代法国民主的演变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一、法国何以告别革命?


自近代民主破茧而出后,英美政制的鼓吹者多为让-雅克•卢梭及其人民主权原则的批判者。美苏对峙的冷战局面,进一步加剧了西方学者批评甚至诋毁卢梭的倾向。卡尔•波普尔的《历史主义的贫困》与《开放社会及敌人》、雅克布•塔尔蒙的《极权主义民主的起源》纷纷把民主对立地划分为“乌托邦民主”和“实用主义民主”、“极权主义民主”和“自由主义民主”,竞相认定卢梭是“乌托邦民主”/“极权主义民主”的鼻祖(Jacoby, 2004)。此种论调是冷战时代意识形态僵化的产物,颇有哗众取宠之嫌,但它却曾经一度受到西方主流思想界的追捧。


在法国,似乎没有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堂而皇之地到卢梭身上寻找极权主义的起源。但是,闪烁其辞抛出近似观点的人,倒是不乏其人。其中,弗朗索瓦•孚雷无疑是较为著名的一个。孚雷虽然说过“卢梭没有哪一方面该为法国大革命负责”之类的话语,但他总是拐弯抹角地把革命恐怖归咎于卢梭,“卢梭在无意之中制造了革命意识和革命实践的文化材料”、“雅各宾主义的关键秘密就在于机关藏在人民的影子里”,其批判人民主权的意图昭然若揭。如果说孚雷对卢梭的攻击尚且是含沙射影,那么他的合作者莫娜•奥祖夫对卢梭的谴责几乎是不加修饰、赤裸裸的,后者写道:“唯有卢梭抛弃了这种可能的考虑(即温和的立场——笔者注),这是大革命无处不打着他的印记的原因之一。正是这种激进的、全新的革命决裂,创造了再生的观念,并赋之以一种不可抵挡的力量。[……]我们在此触及到了法国大革命与极权主义之间关系的内核,因为它们彼此都妄图造就新人。”冷战思维对孚雷和奥祖夫的影响是不容辩驳的,孚雷本人也承认,《古拉格群岛》法文本的问世是他重新思考法国大革命的重要原因。他们把现时政治的思考穿凿附会到革命研究的做法自然也遭受了不少学者的尖锐批评。


孚雷们对卢梭的无理指责经不起任何学理的审视,其荒谬的论调注定昙花一现。晚年孚雷在《革命法国》里也对此作了一定的修正。不过,他依然坚持,人民主权的潜在危险是存在的,精英民主才是理想的民主模式。孚雷在该书中指出,唯有到了19世纪80年代,法国才真正告别了革命。他给出的主要理由是第三共和国的国父们(如甘必大和茹尔•费理)在实证主义的基础上,发明了一种和英美宪政民主类似的民主模式,在法国历史上破天荒地建立了两院议会制等“正常的制度”,并凭借于此,成功地让“大革命驶入了港湾”。


皮埃尔•罗桑瓦龙继承了导师孚雷的研究方法——政治概念史,也继承了后者的问题意识:对近代法国民主作系统的诊断,并思考法兰西如何告别革命等若干重大的问题。罗桑瓦龙在选择基佐这位以结束革命为毕生追求的政治思想家作为博士论文的研究对象时,就表明了他本人从事法国民主史研究的旨趣所在。在标题为《结束革命》的章节里,罗桑瓦龙指出了基佐和他本人共同思考的哲学命题,“为了告别大革命,就必须理解历史,即要同时理解1789和1793,就必须理解为何每当法国自以为驶入宁静港湾的时候,深渊和沮丧却总是接踵而至。”


和孚雷一样,罗桑瓦龙也认为第三共和国是法国告别革命的关键时期。不过他认为,第三共和国在19世纪80年代尚未摆脱革命的威胁,真正的界标应该是“1890年时刻”。在他看来,普选制的确立或两院议会制的建立,并没有消弭法国人民的革命激情,因为在孚雷眼里告别了革命的19世纪80年代,恰恰爆发了近代法国历史上最波澜壮阔的罢工运动,兴起了轰轰烈烈的革命工团主义。况且,复古右翼对普选制的质疑和革命左派对参议院的抨击也从未曾停止过。在罗桑瓦龙的眼里,彻底熄灭革命之火的决定性因素,既不是普遍选举制,也不是精英民主。


第三共和国的缔造者对普选制的后果抱有乌托邦式的幻想,认为它的降世将彻底终结革命。甘必大曾经说过这样的话语:“如果普选能在充分尊重主权的情况下行使,就不可能再发生革命,因为当法国已经能够说话的时候,就不再会有人试图发动革命,实行政变。”然而,实际的情况并非如此乐观。罗桑瓦龙在《公民加冕礼》里指出,“当普遍选举原则被接受之际,与它再次相伴的更多地不是热情,而是屈从或不知所措。”在许多法国左派的心中,革命的诱惑久久不能散去,让-保尔•萨特在20世纪六十年代还揭露道:“选举,愚蠢的圈套。” 因此,普遍选举的展开“并没有成功地消除数量与理性、人民与代表、制度的生活和社会的情感、自由的组织和集体力量的表达之间的张力。”


罗桑瓦龙对精英民主的怀疑,在其对法国式自由主义的批判里尽显无遗。罗桑瓦龙表示,在孚雷眼里能抵消“唯意志论”或人民主权之消极影响的精英民主,即“政治理性主义”,在法国却是严重妨碍自由扎根和民主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罗桑瓦龙指出,和信奉代议制的盎格鲁-撒克逊自由主义不同,法国自由主义依赖理性政府,去反对专制或保护自由。重农学派以降,法国政治思想界流行着一种观念:理性是自由的可靠保证。所以,法国自由主义“崇拜法律,鼓吹理性国家,赞美法治国家和行政国家”。这种政治理性主义在七月王朝的“空论派”身上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他们弘扬理性主权,反对人民主权,主张实行纳税选举,甚至还否认个人拥有一些天赋的权利。在罗桑瓦龙看来,“把民主的社会力量包容在政治精英开明领导之下的期望”和“唯意志论”一样,都是“微不足道的、反动的陈词滥调”。1848年革命爆发后,法国人再次陷入乌托邦民主的集体狂热之中。除了唯意志论和政治理性主义之外,罗桑瓦龙认为近代法国历史上各种协调人民主权和理性政府的所有努力,也都没有根治法国的革命狂热病。譬如,波拿巴主义从更深层次的角度而言是“一种协调民主和政治理性主义的努力”,但是,它的凯撒主义却引发了托克维尔、基内等人对民主更为可怕的想象。法国不可救药地徘徊于街头暴力和封闭的精英民主之间。


既然普遍选举和政治理性主义(无论基佐拒绝普选的精英民主,还是第三共和国建立在普选之上的精英民主)都无法让风雨漂泊的民主波澜不惊地驶入港湾,那么更为关键的因素又是什么呢?罗桑瓦龙表示,“1890年时刻”之所以成为法国告别革命的界标,乃是因为在这个时期,工会、政党、选举委员会、合作社、互助社以及更为普遍的社团组织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乃是因为这种议会之外的“静悄悄的革命”。换言之,自治能力得到增强的市民社会,成了法国避免革命病毒侵袭的最好屏障。 


二、自治的市民社会让革命驶入了港湾 


在罗桑瓦龙的民主诊断中,市民社会之所以能够占据如此重要的地位,和1968年“五月风暴”的影响及其本人的社会斗争经验密不可分。

20世纪60年代后,法国社会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社团数量激增,新的公民行动兴起。1968年“五月风暴”响亮地喊出了社会自治、反对官僚化的口号。然而,最令人瞩目的现象,莫过于源于60年代南斯拉夫工厂自治运动的一个词汇——“自治管理”(autogestion),在法国社会迅速流传开来,很快成为70年代法国的时髦词汇。“五月风暴”爆发之际,正在高等商业学校学习经济学的罗桑瓦龙,负责领导信奉无政府主义的法国民主劳工联合会(CFDT)的学生组织“基督教青年学生”(Jeunesss Etudiante Chrétienne)。不久,罗桑瓦龙放弃学业,投身政治运动,选择成为CFDT的经济顾问,并担任其官方杂志(CFDT-Aujourd’hui)的主编。在他的努力下,“自治管理”变成了CFDT的官方理论。当时的罗桑瓦龙对“自治管理”运动充满了期待,认为它“既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批判,也继承了自由主义弱化国家权力、市民社会至上的原则,从而实现了对二者的超越”。尽管“自治管理”未曾取得罗桑瓦龙所希望的成功,但他在《未完成的民主》里还是对它作出了高度的评价,认为它在三方面表达了现代民主的基本诉求:“首先,它体现了对所有集权化、等级化制度的一种反抗和拒绝,表达了把民主程序普遍化,将之运用到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管理的一种愿望;其次,它标志着超越传统代议制民主程序局限性的一种追求;最后,它也满足了对公共生活和私生活之间的关系作出新理解的需要。”


罗桑瓦龙在青年时期参加法国民主劳工联合会以及宣扬“自治管理”理想的经历,对他日后的政治主张和学术立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草根民主的关注,对市民社会的自治能力的期望,让罗桑瓦龙从一开始就和其导师孚雷保持了距离,不会对精英民主或者英美的宪政民主抱有太多的幻想。在《基佐时刻》里,罗桑瓦龙便已经指出,法国若想告别革命,不仅需要完善代议制、两院制和普选制等“统治艺术”,在民主和自由主义之间建立一种恰当的平衡,还必须“对社会和政治权力的关系作哲学的再思考”。在最近的一次访谈中,罗桑瓦龙再次指出了传统选举政治和精英民主的局限,坚持发明一种“互动民主”的必要性,以加强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的沟通。


故而,罗桑瓦龙并不赞同孚雷的观点,不相信甘必大、茹尔•费理等人创制的代议制政府成功地让“大革命驶入了港湾”。相反,他们殚精竭虑地区分人民主权和民族主权,并通过精心设计的宪政制度,处心积虑地限制民众的政治影响,把第三共和国变成了不折不扣的“绝对共和国”。不过,共和国的绝对注定不能长久。在宪法条文未作修改、政治结构未曾变更的情况下,“一场静悄悄的革命”正在悄无声息地改变第三共和国的精神及其制度的实际运作。


在第三共和国精神悄然发生变化的过程中,19世纪末蓬勃发展的社会学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第三共和国的社会学家在圣西门、孔德、勒普莱(Le Play)的基础上,继续开展大革命哲学的批判工作,革命个人主义或者原子化的个人观念受到了首当其冲的抨击。有人对1789年的社会观和现代的社会观作了针锋相对的比较:“在1789年人的眼里,人类社会是抽象逻辑的创造,是个人简单叠加的产物,和过去绝缘,与未来无涉[……]。但在现代社会学家的眼里,人类社会是有机的生物体,拥有自身发展与保全的法则[……]。因此,大革命的观念和现代社会学的思想之间的矛盾是有目共睹、泾渭分明的。”作为19世纪精神最杰出的代言人,埃米尔•涂尔干更是直言19世纪法国的政治病与社会病的病根在于“个人和国家之间缺乏二级团体”。所以,告别革命,改革政治和再造社会,需要和革命的社会观与原子化的个人观决裂。社会学家和自由主义者、共和派、教会以及无政府主义者等社会政治势力的共同宣扬,导致19世纪90年代产生了一种全新的表象观念,它“承认社会团体的存在及其表达”,从而“破天荒地把僵化的革命政治文化弃置一旁。” 


第三共和国告别革命的努力首先表现为它对工会态度发生的急剧好转,并颁布承认工人结社自由的1884年工会法。自19世纪30年代里昂工人起义以来,法国历届政府对各类工人组织皆投以怀疑的目光,时刻警惕,并做好随时将之取缔的准备。敌视工人组织的立场在第二帝国末期有所松动,拿破仑三世颁布了允许工人罢工的1864年法律,并鼓励建立相对温和的互助社与合作社。巴黎公社起义曾经导致第三共和国颁布了打击第一国际工人协会的法令,但共和派领袖很快认识到,工会组织的存在与发展是“秩序的原则”,而不是革命的渊薮。总理瓦尔德克-卢梭对待工会的态度,极为典型地反映了共和国在工人结社问题上的巨大转变,他认为工会对共和国的巩固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与其说个人根据自身职业建立的社团是斗争的武器,不如说它们是物质、道德以及思想进步的工具。”有鉴于此,瓦尔德克-卢梭在1884年力排众议,促成了工会法的出台。虽然革命工团主义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曾盛极一时,对共和国构成了一定的威胁,但罗桑瓦龙表示,“工会主义的降世,促进了一种平衡民主的渐进发展”。


1901年7月1日结社法的颁布,是共和国对市民社会的自治运动作出肯定的又一重大举措。尽管1901年法律的制定出于更为迫切的反教权需要,它对社团占有财产的权利也有苛刻的限制,但其意义仍不容低估,因为它永久地废止了严重阻碍法国人民结社活动的刑法第291条,后者规定凡人数超过20人以上的社团,必须得到政府的批准。尽管罗桑瓦龙强调,不能过分夸大1901年法律的革命性,因为“在雅各宾的修辞背后,市民社会事实上已得到了发展,并获得了坚实的基础”,但他也承认,它象征“舆论发生了一种不可否认的变化”。


随着结社的合法化,政党也开始出现并在法国政治舞台上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1901年结社法颁布后,涌现了大批的政党,如民主共和同盟、激进党、人民自由行动、共和派联合会、社会党等,它们的产生大大改变了法国的政治风景线。在罗桑瓦龙的眼里,政党的意义不止是促进了普选和代议民主的有序组织,它们还“代表着一种全新的社会形式,能消除双重的紧张:一方面是个人和集体的矛盾;另一方面则是现实和建构的矛盾。……它们也能充当个人主义社会和整体主义世界的桥梁。[……]政党还允许个人社会的差异得到表现,并赋予相应的形式”。总之,他认为政党提供了“一种理性的多元主义,能同时兼顾认同的必要性和特殊性的需要,平衡一致性和多元性。”


此外,“咨询政府”(administration consultative)的诞生,也对雅各宾主义的一元论构成了强有力的挑战。此起彼伏的罢工和方兴未艾的社会主义运动,让执政的共和领袖认识到了1875年政治制度的不足,他们清醒地意识到,为了更好地统治社会,就必须回到社会,开放社会。为此,他们在议会之外,试图为社会利益的表达提供新的渠道。第三共和国先后成立“高级美术与技艺委员会”(1875年)、“高级公共救济委员会”(1888年)、“高级劳工委员会”(1891年)等共计78个咨询委员会,让各行各业的专家为政府制定相关法规出谋划策。罗桑瓦龙表示,在缺乏英美的利益代表制或德国的阶级代表制的情况下,这些咨询机构在法国为社会的表达和利益的诉求提供了畅通的渠道。


工会、社团、政党和咨询政府的出现,表明19世纪末的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有了相当程度的革新,“在事实的压力下,雅各宾主义的教条开始退居幕后,不得不为它在理论上予以否认的多元主义挪出空间。” 由于雅各宾主义向多元主义作的让步,“反自由的民主”向“复杂的民主”的过渡,“1890年时刻”构成了近代法国的重要转折。在罗桑瓦龙的眼里,此种转折的意义似乎并不亚于1789年大革命的爆发,因为它让法国走出了“一种古老的、致命的进退两难,摆脱了要么被动接受僵化的制度,要么沉迷于一切从头再来的幻想的宿命。”从此以后,法国无需再受精英主义和民粹主义、政治理性主义和唯意志论交替循环的痛苦折磨,大革命真正驶入了宁静的港湾。 


三、当代法国民主的困境及其出路 


公共空间的扩大与市民社会的发展,而不是长期作为民主象征的普选制或被视为自由屏障的两院制议会的确立,导致法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建立了一种“平衡的民主”或“温和的民主”。市民社会自治能力的增强,使得法国人民拥有天然的敏感和足够的力量去反抗建立专制政权的企图,从而让法国能在法西斯主义弥漫西欧的三十年代,坚定地走民主道路。当时的著名作家蒂博代(Thibaudet)为此还颇为自豪地说,法国是“欧洲大陆唯一一个坚持温和自由主义的大国。”


然而,反法西斯的经历和美苏对峙的冷战格局,也给本身就极为脆弱的“平衡的民主”或“温和的民主”带来了难以估量的负面影响。众所周知,自诞生以来,现代民主就一直是通过其敌人形象的反面来限定自己,也就是说,通过反对神权教会、法西斯以及社会主义的斗争,民主的原则与内涵得到了确认与拓展。和各种专制政体以及自由主义的潜在敌人长期作战的经历,使得人们惯性地以为,民主只是保护个人权利、反对国家干预的政治制度。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后,在法学家凯尔森、哲学家波普尔以及经济学家熊彼特等人的集体鼓噪下,“民主在人们的眼里主要变成了专制的对立面;人们也不再更多地将之视为对代议制的一种超越,或对各种贵族形式的社会批判。”在西方世界的想象里,民主逐渐变成了一种平庸的程序民主,变成了一种纯粹的“否定性民主”(démocratie négative)。


“否定性民主”的局限是不言自明的,它缺乏足够的哲学反思和自我革新的能力。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后,盎格鲁-撒克逊的宪政民主和经济自由主义几乎变成了民主国家的唯一选择,以至于美籍日裔哲学家弗朗西斯•福山宣称“历史的终结”。在对英美模式向来不以为然的法国,全盘美化的声音也越来越响亮。在学术思想界,美国宪政民主也不乏热情的宣扬者。弗朗索瓦•孚雷和他的前辈托克维尔一样,对美国模式赞赏有加。孚雷虽然不否认1789年理想的价值与意义,但他认为,把权利的话语扩展到所有的生活领域会产生许多危险,而美国模式的长处在于它能有效地遏制个人权利理想的普遍主义。皮埃尔•马南立场也和孚雷无异,认为“爱民主,就应当有节制地爱它。”但是,美国的宪政民主是法国应当接受的政治理想吗?罗桑瓦龙的答案是否定的。罗桑瓦龙在对2004年对美总统选举所作的评论里指出,美国并不是可供选择的普遍模式,相反,它“是一面哈哈镜,每个国家都应该在里面认清它自己的面貌,正视它自己的严重问题或潜在的发展。”


对于经济自由主义,罗桑瓦龙在《乌托邦资本主义》(1979年)里就对它作了铿锵有力的反驳。罗桑瓦龙指出,市场社会的乌托邦并非始于今日,它在亚当•斯密以“看不见的手”超越社会契约论的宏伟抱负上已得到了体现。霍布斯、洛克与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专注于探讨社会的起源、恰当的社会政治制度及其正当性的基础,却无法圆满地解决国家间的战争与和平问题、社会契约中义务的基础问题。亚当•斯密的理论在当时风靡一时的原因,就在于它相信市场的自发调节、劳动分工和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交换便能促进社会福祉的普遍增进,从而避免完全不必要的战争。但是,斯密学说背后的自然利益和谐论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不堪一击,“在19世纪取胜的不是自由资本主义,而是野蛮资本主义”。所以,市场社会不是理想的社会模式,近代西方历史已充分暴露了它在理论上与实践上的不足,因而是一种应该被超越的乌托邦。为此,罗桑瓦龙两次捍卫福利国家,对“社会契约的物质条件”、“当代社会在社会分配问题上达成共识以及实现团结所需的条件”作出了严肃的哲学思考。此外,罗桑瓦龙在对2005年法国骚乱的反思里,也批评了法国社会干预的不足。


同样,以限制人民主权或公意为基本出发点的麦迪逊式民主在罗桑瓦龙的眼里,也是不够的。罗桑瓦龙承认,当代社会不再能够像卢梭那样,以近乎神圣的语言去描述和思考民主,或如卡尔•施密特所言,“所有的政治概念都是世俗化了的神学概念”。人们不再能够把社会视作一个统一的且不可分割的神圣整体,开始进入了“普通政治的年代”(l’âge ordinarie du politique)。但是,人民主权从此便丧失了意义吗?罗桑瓦龙给出了斩钉截铁的否定回答。他强调说,人们“用不那么神圣的话语去思考民主,要和隐含在昔日民主理想之下的创世说决裂”,“并不意味着要放弃创造人类的历史,至少,不应该放弃掌握人类的历史。” 


事实上,当代西方国家的人民仍以各色各样的形式,继续行使不再神圣的人民主权原则,追求公意的表达。政府公信力的下降、政治领导人的腐败与贪污、政治选举中弃权人数的增加等现象,让许多西方学者惊呼“政治衰退”、“意志衰落”或“民主危机”。但在罗桑瓦龙的眼里,西方学者的忧虑基本上是对当代民主的一种误读。他认为,当代人对民主的困惑、失望之情,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一种把选举民主等同于民主的狭隘民主观念造成的。他表示,“假使选举的民主不容辩驳地蜕化了,那么表达的民主、介入的民主和干预的民主,却是得到了毋庸置疑的发展和肯定。”在他看来,繁多的草根组织、强大的新闻媒体、独立的民意调查机构等团体与机构空前加强了市民社会对公共权力机关以及政治领导人的控制力与约束力。除了和普选、议会、政党相连的选举民主外,“监督的民主”、“阻止的民主”和“审判的民主”等非议会民主形式,即所谓的“反民主”(la contre-démocratie),为公意的表达提供了新的渠道。由此,民主的内涵与外延得到了丰富和拓展,公民对政治的影响也不再停留于消极的投票,他们兼具“选举人和控制者”的双重身份。


罗桑瓦龙表示,和传统的选举-代议民主相比,与市民社会同气连枝的反民主具备得天独厚的优势。简单地说,反民主的优点恰恰是选举民主所缺乏的品质:持续性。在定期的政治选举(市镇选举、议会选举和总统选举)之后,各种形式的反民主还能继续施压公共权力机关和政治领导人,起到监督政治活动、纠正错误决策、抵制腐败行为的作用。而且,由于反民主不需要固定的人员、逻辑的纲领和严密的组织,因而比选举民主更容易取得成功。甚至,罗桑瓦龙还认为,“在人们不再相信代议制政府能代表公意的情况下,反民主构成了实现公意的唯一希望”,构成了全球化时代人民主权的重要表现形式。


罗桑瓦龙对反民主的弘扬,似乎再次回到了早年自治管理运动的政治理想。在他看来,反民主的多元主义色彩能消除麦迪逊、托克维尔等人忧心忡忡的民主消极面,避免多数暴政或独夫统治的可能,确保民主的发展不会偏离自由主义的轨道,从而有效地克服民主与自由主义的张力。在谈到“阻止的民主”时,他指出“否定政治的降世标志着自由主义的真正胜利”。罗桑瓦龙也由此表现出了一种和孚雷、马南大相径庭的立场,认为深化民主的发展,鼓励市民社会的自治,才是维护自由的正途,而不能如后者那样宣称“有节制地爱民主”。


当然,对于反民主或市民社会的缺陷,罗桑瓦龙也有清醒的认识。他表示,政治冷漠(impolitique)是反民主的孪生物;舆论民主的泛滥或者极端化,也有可能导致走向民粹主义。因此,罗桑瓦龙提醒人们说,“如果任何人都不得宣称代表人民的意志,或以人民的名义说话,那么相应地,也没有人能够宣称唯有他本人才能以批判地立场,表达人民的意志。” 禁止任何人或任何团体垄断反民主,保证反民主形式的多样性与多元化,无疑是反民主健康发展的前提。更为要命的是,多元的反民主并不能提供一种为大家共同接受的纲领,因此罗桑瓦龙认为,民主的巩固与成熟,离不开它在三个维度的齐头并进:选举-代议制政府、反民主以及对政治的反思。


自加入法国民主劳工联合会,参加自治管理运动以来,罗桑瓦龙从未放弃过一个基本的信念,“为了理解民主生活,就必须把理解民主生活中具体的问题和困境作为根本的出发点”,因此,在别人满足于代议制民主、直接民主孰优孰劣的争论之际,他早就立志把理解“民主的熵以及民主能量衰落的问题”作为政治思考的主要对象。弃政从学后,罗桑瓦龙的民主史研究也坚持了相同的立场,无意于描述法国民主演变过程的细枝末节,而专注于理解政治的局限性,“探讨民主折戟沉沙的风暴区与混乱区。”在这个意义上说,罗桑瓦龙的现当代政治史研究基本上是对近代法国民主病理的一种诊断。


根据罗桑瓦龙的诊断,法国民主弊病的根源是大革命,因而它的根治则需要彻底告别革命,走出革命。在他的表述里,近代法国历史上用以诊治革命狂热病的精英民主或市场资本主义都无一例外地失败了,在悄无声息中发育并逐渐成熟的市民社会却不经意地成为法国民主的唯一救赎。在对精英民主与经济自由主义作出双重否定后,罗桑瓦龙把恢复民主活力的希望寄托于民主原则在市民社会中的进一步巩固与深化。对“反民主”价值的鼓吹则集中体现了罗桑瓦龙对市民社会自治能力的信任与期待。然而,和他对法国民主史的独到诊断相比,罗桑瓦龙革新民主的方案则显得太过苍白,不过是以更实证的方式去复述早年自治管理的理想。不难看出,罗桑瓦龙沾染了所谓“新法国思想”的通病,他们的哲学“大体上是诊断性的,而不是创新性的或纲领性的。”美国学者贾吉尔和莫因也附和道,罗桑瓦龙隶属的第二代左派“对他们反对什么远比对他们应该赞成什么更加清楚”。即便如此,罗桑瓦龙对法国民主病理学的诊断,对我们理解、审视并推进民主政治而言,依然具有一种不可辩驳的参考价值,他复兴民主活力、扩大民主内涵的目标更是永远不会过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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