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大革命以后的女权

节选自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第二性》


人们也许以为法国大革命会改变女人的命运,实际上根本没有这么回事。这场中产阶级大革命所尊重的是中产阶级的制度和价值,几乎是由男人独自完成的。强调下面这一事实是重要的,即在旧制度中,作为一个性别,工人阶级妇女始终拥有最大的独立性。女人拥有经营权,拥有她独立就业所必需的所有法定权力。她可以做缝纫工、洗衣工、打磨工、店主等,可以参加生产活动。她或在家里工作,或在小店里工作;她在物质上的独立性,使她有可能在行动上有很大的自由:工人阶级的女人可以出去工作,往往是在小旅馆里,可以随意处置她的身体,和男人几乎没有什么两样。她是丈夫的伙伴,和他是平等的。她受压迫是表现在经济方面,而不是表现在性别方面。在农村,农妇在农业劳动中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她被当做仆人对待;她往往不和丈夫、儿子同桌吃饭,她比他们更艰辛地过着牛马般的生活,而且她的劳累还要加上母性负担。但和古代农业社会一样,男人有必要让她受到他的尊重。他们的财物,他们的利益,他们的牵挂完全是共同的;她在家有很大的权威。由于生活艰苦,这些女人也许可以表现自己,要求得到她们的权利;但怯懦和顺从的传统却沉重地压在她们身上。 法国大革命前的国会cahicrs(陈情书〕几乎没有包括女性的权利要求,这些陈情书只限于让男人不要从事文人的职业。在示威和暴动时,肯定会看到女人站在她们丈夫的旁边。不过,这些女人到凡尔赛的目的却是为了到面包房去找“面包师,他的妻子,他的学徒”。但是,领导这场大革命并享受其果实的,并不是这些普通百姓。


至于中产阶级妇女,有些人则热情投身于自由事业,如罗兰夫人(Mllle Robo)和吕西勒•德穆兰、夏洛特•科黛(cctte cotany)是她们当中深刻影响大革命进程的人物之一,她暗杀了马拉。当时也有一些人鼓吹女权主义。奥林拍•德•古杰(OlylnpedeGoUgde卢1789年提出了《女权宣言》,和《人权宣言》相抗衡。她在宣言中要求废除一切男性特权,但不久她就被送上断头台。当时还出现了一些短命的刊物,少数妇女徒劳地从事政治活动。


1790年,法国废除了长子继承权和男性的继承特权,在这方面女孩子和男孩子成为平等的人。1792年,通过了一项法律,确认了离婚权,因而婚姻束缚有所松懈。但这仅仅是些不重要的胜利。中产阶级女人和家庭结合得太紧密了,以至作为一个性别没有任何明确的共同责任感。她们没有构成一个可以推行自己主张的独立等级:在经济上她们过着奇生生活。于是,那些本来可以不顾自己的性别去参加事件的女人,由于本阶级的缘故却无法去参加,而那些属于行动阶级的女人,却被迫不采取行动,只去做女人。经济权力一旦落入工人手中,工作妇女便可能赢得寄生女人——贵族妇女或中产阶级妇女一一从未有过的权利与特权。


在大革命的清洗年代,女人有一种无政府主义的自由。但一旦社会重新组织起来,她又被牢牢地束缚在奴隶地位上。从女权主义的观点来看,法国走在其他国家的前面。但对现代法国妇女不幸的是,她的地位早在军事专政时期就决定了。拿破仑法典把她的命运固定了整整一个世纪,大大延迟了她的解放进程。和所有的军人一样,拿破仑宁愿让女人只做母亲。而作为资产阶级革命的继承者,他也并没有破坏社会结构,给予母亲明显超出妻子的地位。他禁止调查父亲身份,为确认非奸母亲和婚生子女规定了严格条件。已婚女人本人并未因为有做母亲的尊严而受到庇护,封建的矛盾在这里依然存在八女孩子和妻子被剥夺了公民资格,她们无法行使法律上的权利,担当监护人。但是在婚姻维护旧有的依附地位的同时,独身女人和老处女却拥有一切公民权。妻子必须服从丈夫,丈夫可以因通奸将她单独监禁,提出和她离婚。如果丈夫当场捉奸并把她杀死,法律认为他是可赦免的。而丈夫只有在把姘妇带到家里才应受到惩罚,也只有在这时妻子才可以提出离婚。居住地由男人决定,他对子女的权威比妻子大得多。除非妻子经商,她承担的义务必须由他认可。


她的人身和财产都受着婚姻的严格控制。18世纪的法律制度只是加剧了拿破仑法典的苛刻性。离婚在1826年被废止,直到1884年还没有恢复,当时离婚仍很困难。中产阶级决非很强大,它的权威还很不稳定,它要认真对付产业革命带来的潜在威胁。据宣称,造出女人是为了家庭而不是为了政治,是为了做家务而不是为了履行社会职能。奥古斯特•孔德称,在雄性和雌性之间有着肉体上和精神上的根本差异,这使它们彻底分离,尤其在人类当中。女性气质是一种“延长的未成年状态”,这种状态使女人不具备“人类理想”,使她的精神衰竭。他预言,以后家外女性劳动将完全被废除。在道德和爱情上,女人也许会处于优越地位,但只要她在家里没有经济或政治的权利,男人就仍然是优越者。


巴尔扎克用更加讥讽的口吻表达了同样的思想。他在《婚姻生理学》中写道:“女人的命运和她唯一的荣耀是赢得男人的心…她是一份动产,确切地说,只是男人的附属品。”他这是在反对18世纪的放荡,在反对当时危险的进步思想,也是在为反女权的中产阶级辩护。巴尔扎克指出,排斥爱情的资产阶级婚姻自然导致通奸。他告诫丈夫们要严加管束,不要让妻子有任何机会接受教育和文化,要尽可能地不让她们引人注目。中产阶级按照这种程序把女人关在厨房和家中,严密监视她们的一举一动,使她们完全处于依附地位。作为补偿,女人也受到敬重,受到极其温文尔雅的对待。巴尔扎克说:“已婚女人是一个必须把她扶到王位上的奴隶。”在小事上必须征求她的意见,把她摆在第一位。人们不应当像原始人那样,让她负重,而应当迅速让她摆脱一切艰巨任务和忧虑——同时摆脱一切责任。大多数资产阶级女人都接受了这种冠冕堂皇的约束,几乎听不到有人抱怨。肖伯纳说,让人们受到束缚比让他们摆脱这种束缚更容易,只要这种束缚会带来利益。中产阶级女人之所以依恋她受到的束缚,是因为她在依恋本阶级的特权。若是摆脱男人的束缚,她就必须为谋生面工作。她同工人阶级女人没有任何共同利益可言,她认为,资产阶级妇女的解放将意味着本阶级的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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