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毁坏或完全瘫痪巴黎所有的工业设施”—–8月14日，肖尔铁茨执掌巴黎指挥权后，最高统帅部第一道命令。
“我下令对巴黎进行瘫痪性破坏”—–8月15日，西线总司令部发给肖尔铁茨电报。
”巴黎绝不能沦于敌人之手，万一发生，他在那里找到的只能是一片废墟“。—-8月23日11：00，希特勒发给肖尔铁茨的密令
“破坏已始？”—-8月25日，最高统帅部给肖尔铁茨的电报。未加密。
“巴黎烧了吗？—-就在现在，巴黎烧了吗？”—–8月25日中午，希特勒收到盟军进入巴黎的消息，他砸着桌子大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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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事情看来跟良心没有什么关系。
肖尔铁茨由元首亲自指定为巴黎城防司令，对1944年的德国来说，巴黎如果被攻克，下一站就是柏林。守卫已经征服四年的巴黎需要“一个以铁腕恢复纪律的人，毫不迟疑扑灭暴动的人。”
为第三帝国效忠十三年以来，肖尔铁茨被认为最适合这个角色，“一个从来不问命令是多么严酷，总是坚决执行的军官”
他是第一个攻进荷兰的德国军官，1940年5月14日，他找到一个牧师和一个杂货商到荷军防线去说服指挥员投降，两小时后，没找到回来了，他命令攻击开始。荷兰人死亡718人，伤七万八千人，炮轰毁掉了鹿特丹市中心。
有个朋友问他进攻一个没有宣战的国家是否良心不安。
他的回答是一个疑问“为什么？”
2
也没人怀疑过他怕死。
他的胳膊上是克里木盾章。这是噬血的奖赏。
他之前三代人都是普鲁士军官人，出身名门贵族。他在萨克森军官学校受训，世世代代为德国军旗效力，妻子的父亲是军人，爷爷是将军，他肩膀上多两颗星是她的骄傲。
东线血腥的塞瓦斯托波战役是他一生最自豪之事，他的团四千八百人，战到最后剩下374人，他右臂受伤，还是攻下了塞瓦斯托波。之后，他奉命率一个师掩护德军撤退，不折不扣地在途中执行了焦土政策，寸草不留，人们用“毁灭城市专家”来称呼他，他说“我的命运就是掩护我军撤退，毁灭他们身后的城市。”
在去巴黎的路上，西线总司令对他说“我恐怕这是个不愉快的任务，它有一种葬身之地的气氛”
他沉默了一会儿，答“至少，这将是一次头等葬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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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也不是一个浪漫的英雄，一个以艺术之名或者以人类情感能够打动的人。
他到了巴黎后，与维希政权的市长泰丁格交谈，用手指随意在地图上一点，“如果有人向我的一个士兵开枪，那就把这个街区的人全枪毙，房子全烧光。”
八月早上，泰丁格市长想打动这个愤怒的人，趁着他气喘咳嗽，建议两人去阳台，正对花园“一个漂亮姑娘正骑车经过，一手按着被风吹起的裙子。河对岸荣军院的金顶闪闪，它的背后是埃菲尔铁塔。右边是卢浮宫的灰色侧楼”。
泰丁格劝说肖尔铁茨“给一个将军的任务常是毁灭，不是保存。设想某天你作为游客回来，看到这些，你能说，我本可以毁灭，但我选择了保存，作为送给人类的礼物，这不是一个征服者的光荣吗？”
他还不够了解肖尔铁茨，在这个矮胖的德国军人办公室里，没有十八世纪的艺术复制品和任何多情善感的装饰，只有一张诺曼底前线的大地图，上面可以看到盟军对德国的钳形推进。
肖尔铁茨沉默了一下，说“你是巴黎的杰出辩护士，很出色地完成了你的任务，而我，作为德国将军，也同样要完成我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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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只是需要下一个毁掉巴黎的决心，8月19日的巴黎起义已经给肖尔铁茨这个机会了。
他在街上看到了被伏击的6个德国兵烧焦和流血的尸体，决心还击。要么大规模报复，要么粉碎起义中心警察总署。
他要通过一次残酷的教训镇住巴黎。“只有一种语言，武力的语言。”
瑞典总领事诺德林接到信息，赶来想劝服他停火。肖尔铁茨最终接纳了这个建议，但他压下怒火只是基于军事方面的务实考虑：1停火后军队不会受牵制，2不用额外运用警察力量保持市内交通线。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一旦下令让空军的飞机升到巴黎上空，就没有任何余地了。他认为毁灭巴黎只有在准备弃城时才该这么做，过早启动会让全城进行武装反抗，而且“德国人也要喝水”。
这是他的上级不需要考虑，但他需要面临的实际问题。
他小小地违背了命令，与敌人谈判。他的下属抓住三个人，其中一个是在法国代表戴高乐权威的巴罗迪，按照常规他们会被枪毙。但他希望通过巴罗迪来维持秩序，释放了他们，还伸出手去试图相握，“两个军官之间，是允许这样的”，他伸出的手被拒绝了。这让他二十年后仍然脸红羞愤，耿耿于怀。
因为释放巴罗迪没有缓解紧张的局势，反而帮助了起义的蔓延，商定停火的周日，损失了七十五人，比起义当天还大。
巴罗迪想要停火，因为盟军已经明确拒绝解放巴黎—从军事上这是一个错误策略。但抵抗战线的另一方法国共产党坚持起义。一旦不停火，报复就一定会开始。
巴罗迪害怕“二十万条人的性命和一座城市的涂炭”。说与肖尔铁茨有“君子协定”，但激进派说，“跟杀人凶手什么君子协定”，如果接受停火，他们就在每个墙头贴上标语，指责戴高乐派在巴黎人民”背上捅了一刀”
停火协议以一票之差被否决了—–巴罗迪自己的一票。投完票他抽噎得几乎站不住，“我的天，他们如今要毁灭巴黎了。”
法共的回答是：“被毁又怎么样，巴黎宁可象华沙一样被毁掉，也比象在1940年一样偷生好，巴黎值得二十万条性命。”
现在，肖尔铁茨的上司和敌人都在催逼他走同一条路了—–轰炸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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炸药已经备好了。
这些量足够“炸掉全世界一半的桥梁”和“再打两场战争”。党卫军831工兵连在外交部，卢浮宫，议会厅，电报局，机场，赛纳河的50座桥梁底下都堆满了炸药，贯穿巴黎城下的隧道里也被U型潜艇的鱼雷填满了。等待肖尔铁茨起爆的命令。
但是，命令只有一句话：“待进一步的命令”。
肖尔铁茨口袋里装着要求他毁掉巴黎的命令，但他还在等，等什么，他也不知道。
八月十四号这个晚上，跟了他四年的勤务兵，第一次看到他发火“滚出去，别烦我”。他在停火协议上冒险一博，但听听窗外枪声，就知道自己失败的程度。他后悔过自己放过报复的时机，感到羞辱，跳起来大骂，发誓要轰炸，一劳永逸地解决自己的失败感和已经在最高统帅部留下的阴影。
站在窗前，暴雨已经开始落点了，闷热的天气里，他只穿一条短裤，对着黑暗里的树丛，光着脊梁，汗流浃背，这是软弱。
成为职业军人的二十九年里，他从来没动摇过，现在事到临头他怀疑了。
对一个以服从为天职的行业，怀疑是世界上最可怕的事情。
6
这个可怕的怀疑起源于就任前见到希特勒的几分钟。
他是以一个朝圣的香客的心情去的，想让这个统治者在失败的形势下“重新给他信心”，第一眼，他的心里无意识地浮起一个念头，“这是一个老人了”。精神委顿，要用左手握住右手来掩饰左臂的颤抖，说话时上气不接下气。
他曾经见过希特勒两次，第一次见面时，这个毫无笑容的人，一幅巴伐利亚农民的吃相，让他吃惊。那时的粗俗里有一种无所顾忌的意志，但随着失败，这意志变成了快要崩溃前的歇斯底里。
这个声音对他喊叫：“自从7月20日以来，好几十个，好几十个德国将军上了绞刑架，因为他们阻止了阿道夫希特勒继续完成我的工作。”
仔细听来，这句话里有让人毛骨悚然的分裂。
他再三重复要用酷刑把这些人送上西天，以一种恫吓和夸大的姿态高声大喊，身子哆嗦，额头冒汗，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虚弱了。之后是长时间的沉默，当再开始说话，他的声音几乎象耳语一样，就象一切都没发生。
肖尔铁茨直觉这人不光是老了，“这是一个病人”。
在去巴黎的火车上，他被告知《连坐法》已经制定，为了全体将士的忠贞，从此德国将领如有渎职，唯家庭是问。家属成为国家的人质。这意味着集权者已经无力维系忠诚，必须依靠残忍和胁迫，对追随者也是如此。
肖尔铁茨有妻子，两个女儿，还有他“等了一辈子”的四个月大儿子铁莫。他嘟囔着说“如果德国采取这样的做法，那就是回到中世纪去了。”
这个为第三帝国效命了十三年的人，在战争结束前唯一一次说出自己的不满。当天晚上，他脱衣服上床时，做了一件一辈子没做过的事，连吃了三片粉红色安眠药，一片一片吞了下去。他需要用这个方式来压住自己的疑虑和恐惧。
但日后这个念头常常来到他心头—-他觉得“他盲目效忠的人已经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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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后来服刑期间，与狱友谈到希特勒的命令时，他反复用“nonsense”“stupid”这样的词来表达他的看法。他抵抗命令不是因为它不道德，而是因为它愚蠢。
在同僚对肖尔铁茨的评价中，多用“务实”两个字—-务实可以冷血，只服从利益，但也同时意味着他有基本理性，信服逻辑，能够预见后果，计算得失。这一类人信奉权威，往往是因为权威能带来秩序和目标，只要强制和专断能用于一个他认为正确的目的，他就认可和服从它，哪怕是要用炽热横暴的手段。
肖尔铁茨是可以接受巴黎毁灭的—-如果这是抵御作战的代价，是在军事上站得住脚的行为。但炸掉整个巴黎？在那个汗水流过肚子滴在地板上的晚上，他看清了这件事的实质，把这个被称为“欧洲奇迹”的城市从地图上抹去，只是在没有能力征服和保卫一座城市时，为自己提供毁掉它的乐趣。1964年，他在接受一次采访中，又一次重申他当时的感受“希特勒疯了”。
他感受不到这种疯子的快意。尤其这快意要包含他自己死亡的可能。
他可以接受战死，但他反对不理智的死亡。他强硬地拒绝过对巴黎一次性的全面恐怖空袭，原因是，“死的德国人比法国人还要多”，他可以接受爆炸，但不能接受对爆炸后的后果不作预期。当上级要求他必须实施破坏，他说一定会，但能不能保证增援部队时，对方的答复是“你有多少军队，你就凑合着用吧。”这个答复不可能让一个心智正常的人感到怨恼。
肖尔铁茨只知道一点，无论如何他都会死掉—–背叛命令的结果是死，但是如果巴黎化为灰烬，他也会在灰烬上被绞死。
他决心为自己选择第三种死法，就是坐在巴黎最后一座桥上，让它跟自己一起炸死。
但痛苦的是，不论哪一种死法，他都不能作为一个军人死去，而只是作为一个罪犯死去。
他陷入了被双方强制的绝境，但人还是要做出自己的判断——判断在现有的条件下，哪种选择给自己带来最小的不幸。
他能想到的唯一一个办法是，如果真正的对手来了—–他就可以解脱了。
他要召唤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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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约来了瑞典总领事诺德林，脸上带一点诡秘的笑容，破天荒地倒了两杯酒，一仰头把自己那杯干掉了—–这是一个绝望的放诞姿态。他语带讽刺地说你张罗的停火看样子没有成效。之后把希特勒的命令放在对方面前，说这只是命令之一“停火已经不可能，我现在被迫要执行了”
对方因为恐惧沉默了。
“除非”他说，“盟军进入巴黎。我把这告诉你，是在叛国”，燥热的八月，就象空气都静止了一样。他一字一顿地说，“因为我实际上在要求盟军帮助我。”
他说“帮助”，是因为只有同样的职业军人能把他从力求毁灭的激进派手中解救出来，因为这些人尊重秩序，有信条和规则，不以破坏而是战胜为目的。这是他在一个已经两方失控的世界上唯一能够预期的结果。
说出这个话，他觉得放下了心里的一块石头，他已经给了盟军警告，现在由他们对历史后果负责，而不是他。
他签了通行证，几乎是亲密地挽着诺德林胳膊送他到门口，轻轻呼哧着说“您只有二十四小时，四十八小时，要不然，一切都来不及了”
9
盟军和援军几乎是同时决定进入巴黎的。
从政治功利主义的角度，这是一个让艾森豪威尔烦恼的选择，他的命令写的是“看来我们要被迫开进巴黎去了”，除了戴高乐给他的压力，美国人最担心的是“否则那里会有一场可怕的屠杀”，盟军距离巴黎一百二十英里。希特勒派给肖尔铁茨的23，26师党卫军在半夜几乎同时出发，距离巴黎一百八十八英里。
肖尔铁茨不知道谁会先到，如果援军先到，出于军人的信条，他必须随之拼死一战，打这个仗只能把一个必败的战局拖四天，但是，巴黎会变成废墟，沿着塞纳河，协和广场的两边，除了对称的废墟，什么都不会存在。包括钢架建筑暴露在外的埃菲尔铁塔。
他只需要按下按钮。
肖尔铁茨作了最后一次努力，他让手下的情报人员去向盟军告知，援军就要到了，如果他们不能在几个小时之内开到巴黎，“便会发生一场大灾难”。并在地图上用铅笔尖标出通往巴黎的路上，每一处德国的设防工事。
对方几乎目瞪口呆“天哪，这个人在犯叛国罪”？这个头发花白的情报人员看出了这个表情的含义，“如果你不明白，我真诚地相信，这符合我的国家的最大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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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8月24日晚，法国的一支装甲小分队未遇任何抵抗到达巴黎市政厅，第二天早晨，美军第4兵步师和法国第2装甲师沿着肖尔铁茨拒绝炸毁的桥梁到达巴黎。肖尔铁茨还在睡觉。曾有一个电话打来过，说不用叫醒他了，只需要转告援军和大炮“来不了了”。
肖尔铁茨坐在桌前扶着头等待。与盟军的共识是“不要在巴黎市区发生重大战斗”，在他认为的“象征性抵抗”以完成军人的荣誉之后，他率部投降。
押解他的路上，人们喊他“母狗养的”和“老杂种”，冲他吐口水，一个老妇人啐在他单眼镜下的颧骨上。背后的勤务兵低声喊“把手举高点，再高点，不然他们会杀了你”。
一个穿红十字制服的女人.用身子拦在他和群众之间。他低声道谢。
在他被押上车的时候，他的箱子被掀翻了，他对巴黎最后的印象，是一个女人，以狂欢的姿态，挑着他裤子上的酒红色饰条在空中挥舞。
他以判国罪被缺席审判，家人在朋友帮助下逃脱。他服刑，71岁病逝，与妻子葬在一起，他的儿子铁莫长大后，曾经接受过法国电视台的采访，说“我父亲是一个军人，但他不是纳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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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模式生发于无意识中，它靠有效来运行，不是靠理性。人们越少思考它，它运行得越好。约翰麦克里兰在《西方政治思想史》里说，“拆除古老的权威结构，之所以可能，全是人对权威的看法产生一个转变所致。”
一旦一个人开始运用自己的心智，这个结构赖以存在的基础会一而再，再而三的折损，慢慢再也找不到更多的拥护者，象被抽掉底座的庞然大物一样轰然坍塌。
在这本书里，肖尔铁茨没有对记者提及个人历史，也没有对自己作出道德评价。
日后，在监狱里，英国人曾经窃听他与其他相识的囚犯之间的谈话，其中一句，表达了他本不欲公开的懊悔，“我有生来执行过最困难的决定是在华沙屠杀犹太人…我们没有说“去你的吧，这愚蠢而无意义的事”，我误导我的士兵去相信这些垃圾。我感到彻头彻尾的羞耻，也许我们比这些没有教化的野兽要负担更深的负罪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