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一次革命，是一种令人兴奋欲狂的经验。看见权威被人藐视，然后被摧毁，是有点害怕的，但也觉得高兴。法国在街垒之夜以后的两三个星期里面，是处于革命中。这就是说，现存的权力机构——不但是政治权力，而且各种权力都一样——受到了挑战，在有些地方根本被推翻了，而且人们企图（不管这企图是多么混乱无秩序）用新的权力机构来代替它。学生、工人、积极的公民，自发地联合起来，在整个巴黎以及各省，组成数百个起义委员会。一方面有这种非常广泛的、反对旧形式既成权威的造反行动，同时还有一种剧烈而十分愉快的解放的感觉。各种各样的人，在各行各业里，都感觉到这点。一阵疾劲的清风，吹入铺满尘埃的头脑和办事处以及官僚机构。这种摆脱压制，这种如释重负的感觉，是真正革命的标记，证明这些正在实行中的转变，真正达到了革命的规模。
突然之间，在一些难得的日子里，平日在生活中受到许多琐细规条诸多限制的法国人，享受到了原始的无政府社会的种种乐趣。这是一个没有警察的社会，人人自己当交通警察。尽管当时有种种生活上的烦恼，有罢工引起的不便，汽油用光也没处买，人们过后回想到这个时期，还是会觉得愉快，而且会把它当作快乐的日子记住。
这些日子最显著的特点，是到处有人在聚谈——不但是偶然交谈几句，而且有许多完全不认识的人，聚集在街头巷尾，在咖啡座，当然也在索尔邦，热烈地长谈着。人们突然大谈特谈起来，好像是许多年来把要说的话储蓄着，留到现在才说。令人惊叹的是，大家都那么有耐心地听别人说话，仿佛这些无了无休的交谈，是一种集体的心理治疗。许多法国人都忽然发觉，过去他们互相之间的关系是太死板而多猜疑，太不友好了。仿佛整个制度都不对：孩子不能对父母坦白说话，雇员要向老板举手致敬，全体国民要在戴高乐将军和他的法兰西幻影面前立正敬礼。
戴高乐十年的统治，无疑是引起五月爆炸的主要原因之一。他那家长式的作风，对新闻事业的控制，他的统治方式的伪善与浮华性质，通通都使青年人激怒，而不是得到好印象。这一切都和目前时代那种不敬尊长、怀疑一切、破坏偶像的精神相冲突。不过，戴高乐并非唯一该受责备的人。这个爆炸是对法国统治方式的反应，而这种统治方式并非自戴高乐开始，乃是自拿破仑开始的——而且上上下下都是如此。
法国那种中央集权、等级森严的政府官僚制度的重压，超过多数其他国家，更显然超过英、美或西德。一切决策，甚至很琐细的，都要由巴黎决定。各省只有着急，生气，寄备忘录去给老远的部里。每一个部门都有小官僚坐在那里，把公文转呈给上一级，按照规章小心翼翼地行使他自己那份有限的权力。“拿破仑到底死了，法国历史上最长的时代完了”，世界报的一个评论员希贝尔·塞斯伯龙（Gibert Cesbron），在五月事件之后这样写道。（注：世界报，1968年6月26日）
可是政府机关的那种顽固性，在法国的专门职业界里面也同样表现出来。多数专门行业的头顶上，都坐着一个大老爷——法国人有时称之为“大头子”——他的行为好像是一个王侯，无论是权威还是外快都不许别人分沾。这描写也许带有一点漫画风味，不过整个说来确实如此：在五月大震动之前，许多行业里，晋升之阶都被官僚作风、陈腐的传统、以及一辈子恋栈不去的人阻挡着。革命所开放出来的焦躁和违抗的洪流，就是反对在大学、工厂、工会、以及专门行业那里那一切官僚统治的。任何权威都逃不过。在日常生活的任何一方面，只要有人发出命令而要求人家服从的，都有人起来反抗这种制度。
所以，这造反是针对法国社会体制的。在这个限度之内，它是法国特有的现象，但是，也可能结果证明，它是反对西方先进国家现代化暴政的初次爆发。如果真是这样，它就有更一般化的意义了。在过去十五年以上的时间，法国想加入最高级的国际竞争。过去几个世纪法国都依赖着保护贸易政策，现在却争先恐后地实行现代化，于是把生活方式都打乱了，其影响恰似那开始涌入法国市场的大量消费品一样。所有的工人，都想得到更多的消费品，想分到更大的一杯羹；可是有些人却讨厌流水作业方式的那种严格而令人厌烦的纪律，惋惜从前那种工匠的独立性不复存在了；另外有些人觉得这个忙碌而竞争激烈、靠广告歌曲推销货物的浮华世界，很不合脾胃。法国工业中的劳资关系，和英美比起来显得很落后。熟练工人、办事员、低级管理人员，都想对他们工作单位的业务情况多些了解，他们想参与种种同他们直接有关的决策，他们想有更坚强更积极的工会领导。这一切不满，还有无数其他的不满，都是造成五月爆炸的原因。
这次革命最新鲜而富于创造性的阶段，是五月末尾那三个星期，从街垒之夜起，到5月30日戴高乐令人惊异地恢复信心为止。是在这时期，产生了新的政治词汇，把群众吸引来参加行动，成为青年革命领袖的同盟者。是在这时期，出现了那些起义委员会，体现人们对分权化的渴望，以及对自治的坚决要求，这些渴望和要求正是造反的根源。抗议运动一开始，革命者就宣传“直接行动”，反对谈判。现在的口号则是“直接民主”，反对议会制度那种正统的委派代表行使权力的方法。直接行动和直接民主，都含有“不断抗争”的意思——这就是说，要使资产阶级国家和它一切的机关，都不断受到骚扰和怀疑。任何事情都不认为是理所当然。“抗争”的形式，也可以是围困一个教授，“占领”一个学院，在街上示威以表示蔑视国家政权，或者把一个工厂经理关在办公室里。
法国全国各地都自发地在基层上成立了“行动委员会”，这，一方面是决策的场所，同时也是讨论的场所。这是直接行动和直接民主这两个孪生的观念的实际（其实每每是不切实际的）表现。这些行动委员会，要担任革命变革的实行者。它们要成为一种新型社会的先驱，在这新社会里，人人都有发言权，也有权参与决策。这些委员会——其中最少有450个是在五月这三个星期内成立的，各自的作用和人数则不大相同——最足以表示出这次革命的特性。它们证实了那种说法：独创一格的新“权力机构”，亦即革命性的权威新途径，正在出现。热情激动的革命者，使用了“平行机构”和“两重政权”之类的名词。
许多人觉得，这些观念，以及它们的实际形态，简直新奇得有点疯狂。其实并非如此。五月革命中有许多现象，都是过去革命的模仿，例如俄国革命，1918年德国革命，西班牙和古巴革命（据说真有一些天真而热情的人，打长途电话去莫斯科和哈瓦那，请教怎样干）。启发这些革命者的，最主要还是下列几种因素：法国的历史，巴黎的精神和建筑式样，那存在于法国人潜意识之中、但是在最接近表面地方的、关于激烈变革的记忆。例如，在巴黎的二十个专区（arrondissements）里所成立的行动委员会，就是1790年管理巴黎四十八区（Sections）的那些无套裤汉的委员会的直接继承者。无论当年或现在，这些都是由积极战斗的公民所组成的委员会。这些委员会，也是教育群众认识革命的目标和词语的地方。在1789年，酒馆是另外一个传播革命思想的重要途径。那些“细民”（menu peuple）就是在这种地方谈天说地，以及交换新闻。在1968年，担任这个任务的，是行人路上的聚谈，和拉丁区露天咖啡座，这些都是造反者的巢穴。许多咖啡馆为此付出了代价。例如圣米歇尔大街一家出名的卢森堡咖啡馆，在一个混乱的晚上，遭到警察猛烈攻打。到了关门的时间，那经理摊开双手，泰然自若地说：“诸位，今晚本店不关门；因为已经没有门了！”
1789年，那些小册子作者和革命新闻记者，惯于每夜聚集来听取指示运动路线的口号。同样地，今年那些革命领袖，也每夜发出指示，指导那些对群众意见有重大影响的小册子，传单，标贴，和革命报纸。好像康边迪，梭瓦约，耶斯玛尔这样的人，当然是发动示威运动的重要力量，可是那些好像波涛一样冲过巴黎街道、担任守卫街垒的群众，也决不是被动工具：他们有很高度的政治认识。差不多他们任何一个，只要你问他，都能够用“正确”的术语说明造反是为了什么。他们把那些发动骚乱的“先锋”政派的口号和思想，吸收过来使用。这情形恰似1789年的革命群众一样，当时的群众被“自由”和“人权”的新思想唤醒起来，都懂得他们的目标是改变政府制度，并且能够把这点说明到某种程度。还有，也像1789年一样，只要一个消息，甚至只是一个谣言，就能够使一个本来是心平气和、并无多大恶意的示威行动，转变成为暴动程度的骚乱。例如，在1789年夏天，本来是趁着星期日安安静静地在罗亚尔宫花园里散步的群众，一听见内克尔（Necker）被免职的消息，立刻就激发起革命的活力（注1）。同样，今年六月在巴黎，一个中学生被警察追捕而淹死在塞因河内的消息，引起了蔓延全市的暴力行动。有什么能比1968年5月份的三个流血星期五，更像第一次法国革命中的“革命日”，即“无套裤汉”群众参加革命斗争的日子呢？许多字眼，简直像是有意从历史上抄来的。康边迪和他的同志自称为“狂人派”，为了纪念1793年那个极端派，它的领袖是雅克·鲁，特奥菲尔·勒克雷克（Theophile Leclerc），和让·瓦尔列（Jean Varlet），它曾对无套裤汉有重大影响。几乎巴黎每一家报纸，在今年五月都把索尔邦称为学生“公社”的总部——公社本是攻陷巴士底狱后所成立的巴黎地方政府的称号。还有，内政部曾多少次攻击那一小撮“为首者”，干脆把他们当作大革命时代的捣乱首领分子呢？
注1：见乔治·鲁德（George Rude）著：《法国革命中的群众》，牛津大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220页。译者按：此书有中译本，何新译，北京三联书店1963年出版。上述参考点见译本226页。内克尔是1789年法国革命开始时的宰相，当时被认为是开明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