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鸭鸣报》（Le Canard Enchané）是一份薄薄的只有8个版的对开张报纸，以双色印刷，纸张的质量也不太好。版面上没有照片，没有广告，也没有图表。90年来其版面设计几乎一成不变。独家新闻刊登在内页而不是头版。所有刊登的文章没有署名。至今其编辑也不用电脑，报纸更没有自己的网站。
在席卷西方报业的风暴中，法国报纸同样也是一片惨淡，但《鸭鸣报》却独树一帜，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在每份报纸都梦寐以求的读者、影响力和利润三个方面，这张报纸表现良好。这份报纸以调查性报道和嘲讽性文章见长，以揭露丑闻和刻薄的喜剧风格而闻名于世。这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但其成就却受到法国众多竞争对手的嫉妒。当其副总编辑路易斯-玛丽·奥罗（Louis-Marie Horeau）被问及报纸为何一成不变时，他的回答既简单又无可辩驳：“因为这一模式是有效的。”
《鸭鸣报》的编辑部位于巴黎市中心圣-奥洛勒街一幢默默无闻的楼房内，占据两个楼层。第一层是明亮的、现代化的办公室，并有一个接待室，接待室的白色墙壁上挂贴着《鸭鸣报》商标的巨大漫画复制图。第二层是一个阴暗的、破旧的、开放的编辑平台，感觉更像是阅览室而非编辑室。看起来这里不仅仅只是编辑不用电脑，记者也不用电脑。其员工索尔·沙朗东（Sorj Chalandon）轻松愉快地说：“记者用手写文章，这是法国为数不多的报纸之一。”在这个与众不同的地方，《鸭鸣报》的每个人都很愉快。沙朗东是《鸭鸣报》约100 名雇员中的一个，这些雇员中有40个是记者，由于实行全体员工共同持有报纸股份的制度，他们每个人都是这家报纸的所有者。
如果说这是《鸭鸣报》引以为傲的独立性的第一个特点，那么第二个特点就是这份报纸拒绝广告。这也就意味着这张报纸仅仅依靠发行来与对手竞争。《鸭鸣报》的周发行量是60 万份——比著名的《世界报》（Le Monde）和《费加罗报》（Le Figaro）等日报都多——报纸有良好的盈利空间，银行里有1亿法郎的存款。奥罗说：“我们的当务之急不是要挣很多钱，但有一个绝对的法则：我们必须是一份经济上运转良好的报纸，因为这是自由的基础。”
《鸭鸣报》是法国最可靠和最有影响的调查性新闻的来源。最近几十年它揭露了许多重大事件。从每周二晚上成队的报贩们在警察的维持下排在报社楼前等待着领取刚刚印出来的新一期报纸，就可以看出该报在使全国最有权力的人感到不安的持久影响力。报纸最近的揭露对象是米谢勒·阿利奥-玛丽（Michèle Alliot-Marie）。《鸭鸣报》刊登了她与一位突尼斯商人关系的系列报道，而这位突尼斯商人声称与被罢免的扎因·阿比丁·本·阿里（Zine al-A bidine Ben A li）总统有着密切联系，为此，米谢勒·阿利奥-玛丽在2月份被迫辞去外交部长的职务。去年夏天，在政府准备削减公共支出之时，《鸭鸣报》发表了两位部长将数以千计的欧元用于购买香烟和私人乘坐飞机的详细报道，这些报道迫使这两位部长下了台。《鸭鸣报》上类似的报道常常配以漫画、尖刻的笑话和讽刺性专栏文章——这些已经成为这张报纸的标志。
“《鸭鸣报》形成了讽刺的风格，但每一个单词都被仔细研究过，幽默是表达的一种方式，有时是非常非常有效的”，沙朗东说。Le Canard Enchané（《鸭鸣报》）字面的意思是被戴上镣铐的、被束缚的鸭子，在这里被巧妙地用作一个有双关含义的报纸的名字，这使得这个名字拥有多重含义，很难翻译成其他文字。“Canard”这个词有鸭子的意思，但这里被用作一份报纸的名字的俚语（一份“质量差的”报纸）、浸入液体的一块糖、一个虚假的便签和一个未被发现的故事，等等。
《鸭鸣报》由年轻的记者莫里斯·马里可尔（Maurice Maréchal）于1915年创刊，旨在对抗一战时期洗脑性质的官方宣传。当时，有关战争的新闻报道受到当局的严格审查和监管。由于新闻媒介提供的是一些谎言和删节性报道，法国民众不能真正了解前线的残酷现实。《鸭鸣报》的第一篇社论（题目为“嘎，嘎”） 包含有今天我们熟悉这张报纸的所有元素：充满着讽刺。文章宣称，法国报纸上的一切都是正确的。法国民众对“严格准确”的新闻感到厌烦，因此《鸭鸣报》将只刊载严重虚假的新闻。“人们想看谎言，因此我们打算为他们提供谎言”。几十年来该报都以这种反讽和尖刻的喜剧写作风格为人所知，直到阿尔及利亚战争其风格开始有所改变，当时《鸭鸣报》刊载了有关法国军事滥用的第一批严肃的报道。
编辑的独立和商业的成功，使得这张报纸避免了遭受来自于政府、银行和其他机构的直接压力，但是一届又一届的政府从来就没有停止过竭尽全力对其工作设置障碍。该报编辑室墙上的一个洞就是1973年由情报部门安装窃听器的地方（窃听器一装上就被工作人员发现了，随后也发现了是谁干的这事）。奥罗说，我们现在的工作人员都认为他们自己的手机处于被监听的状态。
《鸭鸣报》的信源来自于一个巨大的、庞杂的群体。其中有一些人是新闻记者，他们在自己的报纸上无法刊载相关的信息，有一些人是政府官员或公务员。“我们的标准不是‘这将会使谁受益’”，奥罗说，“我们的标准是‘这是真的吗？这有趣吗？这能被证实吗？ 这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吗’？”
对一份处理如此敏感的信息并且在刊出前拒绝让律师审阅的报纸来说（奥罗说，要对律师保持警惕，否则记者就没有了活动的空间），面临诽谤的诉讼是不可避免的。为了规避法国严格的隐私保护法，《鸭鸣报》的策略是，对于国家公务人员，除非其个人生活对其工作产生了消极影响，否则是不报道他们的个人生活的。去年《鸭鸣报》面临五项法律审判，其中只有一项输了。“这将会产生很好的影响”， 奥罗说，“因为我们赢的越多，我们需要战斗的就越少。”
尽管调查性报道面临激烈的竞争和困难的外部环境，但《鸭鸣报》始终极力躲避产业的喧嚣，决不跟风逐浪。其长期形成的保守主义取得了成功。但为什么连网站都要排斥呢？奥罗回答说：“我们一直在观察正在发生的一切，并见证了一些同行毁于他们的网站。”“他们失败了两次”，他如此评论法国报纸开办网站的冒险做法，“第一次是因为他们花钱开办了网站，第二次是因为网站成为流失读者的工具。很明显，这是发疯的做法。”
“另一个原因是，我们不知道如何开办网站”，奥罗笑着说。正如没有电脑的桌子所提示的，《鸭鸣报》在采用新科技方面，一直很滞后。“如果报纸网站连我们纸媒的起码标准都达不到，我们就是在拿我们的名誉和可信度冒险——并且我们不知道如何去做”。近些年，法国调查性媒体的外部环境日趋恶劣。当局在监管记者、跟踪新闻源方面投入了更多的精力。作为一名就职于《鸭鸣报》近30 年的员工，奥罗说，萨科齐政府是他经历过的最具攻击性的政府。“数小时前我们使一位政府高官因泄露信息丢了职位，”他说。“人们害怕了……这使我们的工作更困难——但是，正如我们已经证明的，并非完全不可能。”索尔·沙朗东讲述了最近官方对他所写的一篇报道的反应，这篇报道是关于一位将资产藏于国外的偷税者的情况。“他们派警察到税务办公室。他们审问每一个人，他们翻空了所有抽屉，他们检查电话记录试图找出消息透露者。我的消息源对我说：‘我受到了威胁。’在那里，萨科齐赢了”。
《鸭鸣报》明显地支持左翼，奥罗说，报纸创办者的反教权主义和共和政体理念仍然影响着这张报纸的立场。当左翼1981 年首次在竞选中获胜的时候，《鸭鸣报》有些措手不及，尽管编辑们在思想上更偏爱密特朗的社会党，但这并没有阻止报纸披露令其尴尬的事情。比如，发誓要创造更多就业机会而竞选上台的密特朗政府，被《鸭鸣报》揭露在失业数字方面造假。对这一揭露性报道，《鸭鸣报》非常得意。
“我们是毫不妥协的共和政体的拥护者，”奥罗说。“最近，有一位女士打来电话说，‘棒极了，你们正使共和政体瑟瑟发抖。’我说，‘不，不是共和政体在瑟瑟发抖——而是那些不尊重共和政体的人在瑟瑟发抖。’”。
附：鸭鸣报最近因为讽刺东京奥运会而惹事的两张漫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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