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图片：《噩梦》Füssli 现藏于底特律艺术学院
一浪一浪的阳光从苍穹倾泻而下，猛然在我们四周的乡间飞溅开。强光下，万籁归寂，远处的吕贝隆山只是一座沉默的庞然大物，我不断倾听着它。我仔细谛听，有人在远方朝我跑来，看不见的朋友召唤着我，正如几年前那样，我的喜悦渐渐胀大。一个快乐的谜又一次帮我理解了一切。
何为世界的荒谬？是这灿烂的光焰，还是无光的记忆？记忆中有如此多的阳光，我怎会执迷于书写荒谬呢？我身边的人感到迷惑不解；有时我也纳闷。我可以告诉他们——就像告诉自己那样——那实际上是太阳帮助了我，恰是其稠密的光线把宇宙万物凝成一片炫目的黑暗。不过还有其他阐释方式，而面对黑白分明（对我来说，黑白分明永远是真相的标志），我愿意用简单的话语解释我对荒谬的感受，我对荒谬了如指掌，简直无法接受别人在这个问题上毫无新意地夸夸其谈。对荒谬的讨论本身，终将引领我们重归阳光之下。
没人能说出自己是什么，但人有时能说出自己不是什么。人人希望那些依然探索着的人已经得出了他的结论；千百个声音对他说他已经发现了，然而他明白自己什么也没发现。他应该继续探寻、任人议论吗？当然是的。不过，他必须不时地为自己辩护。我不知道自己在寻找什么，我小心翼翼地为之命名，我收回说过的话，我重复自己的话，我退退进进。然而人们坚持要我一劳永逸地把名称术语确定下来，于是我反对；当事物被贴上标签，不就已经失真了吗？这至少是我能勉力言说的。
如果让我去评判某位朋友，我认为人永远有两种品格：他自己的，以及他妻子认为他具有的。把妻子替换为社会，我们就会理解，作家描述情感的整个来龙去脉时使用的一种特殊表达，可以怎样被人们的评论手法断章取义，然后当作者每次要探讨别的题目时又拿来放在他面前。语言与行动相像：“你是这孩子的父亲吗？”“是的。”“那他就是你的儿子了。”“事情没那么简单，一点儿也不！”于是，杰拉尔·德·奈瓦尔（法国浪漫主义诗人1808-1855）在一个寒夜上吊了两次，一次为自己，因为他不幸福，第二次为他的传奇故事，现在有些人靠他的传奇谋生。没人能用文字描述真正的不幸或某些幸福时刻，我还是不要在此徒劳了。但是，就传奇而言，我们能够描述它们，并且——至少有一瞬间——认为已经驱散了它们。
作家写作，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被阅读（让我们来佩服一下那些说他们不为这个的作家，可是别信他们）。然而在法国，作家越来越为了最终称圣而写，书摆上圣坛也就没有人读了。实际上，从他成为通俗刊物上特写文章的题材那一刻起，他就极有可能为相当多的人所知，这些人从来不读他的作品，因为他们满足于知道他的名字、读别人关于他的描写。从那一刻开始，他为人所知（并被遗忘）的将不是他的本我，而是记者仓促写就的形象。到文学界博取名声吧，然后就不必非写书不可了；写一部被晚报提及并且可以终生吃老本的书，就足以被记住了。
无疑，这种名声无论大小，都不是应得的。可是对此又有什么办法呢？还是接受这个说法吧：不爽之事可能也有益处。医生知道，某些疾病是受欢迎的：它们在某方面弥补了功能紊乱，如果没有它们，功能紊乱也许会表现为更严重的疾患。于是有了幸运的便秘和神赐的关节炎。泛滥的话语和草率的评判，如今把所有的公共活动都淹没在轻浮的海洋里，但至少赋予法国作家以谦虚的态度，在这个作家职业具有超出常理之重要性的国度，谦虚态度是作家始终需要的。在两三份我略有所知的报纸上看见自己的名字，其考验之严峻，简直到了不可避免会沾得精神利益的程度。所以，感谢社会——每天用它的敬意教导着我们，这教导过于廉价，因此其所赞誉的伟大也就毫无价值。它越喧嚣，越速朽。它令人想起亚历山大六世（罗马教皇，1492-1503年在位），经常在面前燃起的淡橘色火苗，他以此提醒自己，世上的荣耀终将消逝如烟。
不过，我们且把调侃搁在一边。我听够了这样的说法：艺术家必须性情开朗地虚心纳谏，还要听任自己的不实形象摆在牙医的候诊室和理发室里。我知道一位时髦作家——据此类消息来源称——夜夜主持酒神祭祀，仪式中的希神（古罗马神话中居于山林水泽的仙女）一丝不挂，长发披垂，农牧之神（古罗马神话中半人半羊的神。）留着黑乎乎的指甲。人们也许觉得奇怪，他哪儿来的时间写那些占满图书馆几个书架的系列作品。实际上，与他的多数同行一样，该作家夜里睡觉，以便白天有精力长时间伏案工作，为了不伤肝，喝的是薇姿温泉水。普通法国人的撒哈拉式饮酒有度和洁癖是出了名的，真相也挡不住他们觉着作家们在教唆大家喝酒、不洗澡，于是越想越生气。例子着实不少。我个人可以毫不费力地拿出一个绝妙的窍门，来保住禁欲的名声。我确实大名鼎鼎，我的朋友们把这当作笑料（对我来说，这真让人脸红，因为自知难副盛名）。名声大到——比如——足以容你拒绝与一位你评价不高的报纸编辑共进晚餐之殊荣。此人连起码的体面也谈不上，除非以某种心灵的扭曲病态为参照物。没人想像得出，你拒绝与该编辑共进晚餐，也许不仅因为你对他评价不高，还因为世上你最害怕的事莫过于无聊了——还有什么比一顿典型的巴黎式晚餐更无聊吗？
因此，人必须忍耐。但是，你可以不时地尝试调整视角，一再说自己不会永远描述荒谬、没人会信任一种绝望的文学。当然了，写作或写过关于荒谬的观点的文章，永远是可能之事。毕竟你也可以写写乱伦，而不必非得把你可怜的妹妹压在身下，我也从未读到过索福克勒斯（古希腊剧作家。下文指他的悲剧作品《奥狄浦斯王》。）有过弑父娶母的经历。认为每个作家必须在作品中书写自己、描述自己，是我们从浪漫主义那里继承的幼稚观点。绝非不可能——而恰恰相反——的是，作家应当首先关注他人，或他的时代，或者著名的神话传说。即使他碰巧把自己搬上舞台，也只有在极个别情况下，他才会如实地讲述自己。一个人的作品往往是回顾他的怀旧或诱惑故事，而从来不是个人历史，那些所谓自传性作品尤其如此。从未有人敢于毫无保留地描写自己。
另一方面，如果可能的话，我希望自己一直是个客观的作家。我所说的客观作家是指从不把自己纳入选题。但是现代人把作者与其题材对号入座的癖好却容不得作者有这样相对的创作自由。就这样，作家成了荒谬的先知。然而，除了对我从当代社会发现的一个观点加以阐释以外，我还做过什么吗？不消说，我与我的所有同代人一起为这观点施加了养分（我的一部分身心仍在为之增添养料）。我只不过是与之拉开足够的距离，以便能驾驭这个题目，并找出其逻辑所在。从下笔书写它至今，我所写的每篇作品都相当清晰地表达了这点。但是，与微妙差异之辨析相比，人们更乐于接受陈词滥调。他们已经选择了陈词滥调：我一贯荒谬。
在引起我的兴趣、我又恰好写过的经历中，荒谬仅被认为是背离的程度，尽管关于它的记忆和感受依然伴我们前行，这话再说一遍又有何意义。同理，恰如其分地说，笛卡尔的怀疑——成体系的怀疑——不足以说明笛卡尔是怀疑论者。无论如何，人怎能画地为牢，说一切皆无意义，说我们必须沉溺于绝对的绝望呢？没把事情弄个水落石出之前，人至少能说，正如没有绝对的唯物主义（因为单是造出这个词，就已经承认世界上除了物质还有别样的存在），完全的虚无主义同样不存在。当你说事事皆荒谬时，你是在表述某种有意义的东西。拒绝承认世上的所有意义，相当于彻底抛弃所有的价值判断。而比如生存和吃饭，本身就具有价值判断。你不肯饿死自己的那一刻，就选择了活着，因此你承认生命至少有一个相对价值。“绝望文学”的实际含义是什么？绝望是沉默。而且，如果你的眼睛会传情达意，那么就连沉默也是有意义的。真正的绝望是死亡的痛苦、坟墓或深渊。如果他说话，如果他推理，尤其是如果他写作，于是立即，这位兄弟伸出了他的手、树木有了存在的理由、爱诞生了。绝望文学是用词自相矛盾的说法。
当然，某种乐观主义不是我的专长。与我的同龄人一样，我成人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鼓声隆隆，人类历史从那时起陷入杀戮、非正义或暴力。但是真正的悲观主义——它确实存在——在于完全夸大了残酷和耻辱。对我来说，我从未停止与这种耻辱斗争，我所恨者唯有残暴。我孜孜以求者唯有超越我们最黑暗的虚无主义之理由，这样做既不是因为我想增添理由，也不是因为精神的某种罕见提升，而是出于对光明的本能忠诚；我降生于这光明，数千年来它使人类学会了拥抱生活，即使在苦难的日子里依然如此。埃斯库罗斯时常令人心碎，然而他却发出光和热。在他的宇宙中心，我们发现的不是无血无肉的荒谬，而是一个谜，即一种令我们目眩神迷，以致难以破解的意义。同样，对于依然生存在这个黯淡世纪中的那些微不足道、而又坚忍倔强的希腊子孙来说，人类历史的灼人热气似乎无法忍受，然而他们最终忍受了它，因为他们想了解它。在我们的作品中，历史也许黑暗，但却发出了永不疲倦的太阳光芒，这亙古的太阳至今照耀着高山和平原。
这之后，淡橘色火堆会燃起：谁在乎我们看起来像什么，又僭越了什么？我们的身份、我们命定的角色，足以填满我们的生活、占用我们的力量。巴黎是一个奇妙的洞穴，居者看见自己的影子映在远处的墙上，以为那是唯一的现实。这座城市所传扬出的奇怪、易逝的名声亦然。但是我们知道，在远离巴黎的地方，有光明在我们身后；为了直接面向光明，我们必须转过身、抛掉身上的枷锁；在死亡之前，我们的任务是遍寻词语，为它下定义。无疑，每位艺术家都在追求自己的真。如果他是伟大的艺术家，每件作品都引领他越来越接近真，或者，至少朝着这个中心摇摆、越摆越近，中心那被埋葬的太阳终有一日会点燃一切。如果他平庸，每件作品带着他离真越来越远，于是处处皆中心，光明流散衰减。然而，在艺术家的执着求索之路上，能够帮助他的人，只有那些爱他的人，还有那些从自身的激情中发现衡量一切激情的尺度，因而懂得如何评说的人，其本身就是艺术家的爱人或造就者。
是的，这一切的喧嚣……到那时人们将在静默中热爱和缔造和平！但是我们必须学会耐心。太阳封住我们的嘴巴，尚待时日。
1950年
注：
加缪在文中讽刺法国评论界对作家的断章取义和歪曲以及公众的以讹传讹；他认为荒谬是谜，是难以破解的意义，对荒谬的讨论本身，终将引领人类重归阳光之下。
[1]原注：本文写于1950年，题献给勒内·夏尔。如文中所示，饱受法国评论家和记者恶评的加缪认为，自己的观点在不断改进，《局外人》和《西西弗斯神话》没必要包含他的全部观点。此后，甚至在《反叛者》的出版导致他1951年与安德烈•布勒东和1952年与让-保罗·萨特的激烈公开争吵之前，加缪对于自己与公众、与文学同行之关系的悲观态度变得更加明显。因此，在《笔记》（第二卷）第321页（阿尔弗雷德·A·克诺普夫版，第252页），他写道：“巴黎先是为一件艺术作品服务，推动它；可是一旦它成名，好玩的事就开始了，要领是毁灭它。因此，在巴黎，像在巴西的某些溪流里一样，成千上万条小鱼的差事就是干这个。它们虽小，但不计其数。请容我这么说，它们的整个脑袋就牙齿管用，它们在五分钟内把人吃得片肉无存、只剩骨头。吃完就走开，小睡片刻，再去吃。” —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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