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3月，法国女性时尚杂志《嘉人》发表特别报道，请八位法国成功女性回顾她们走过的道路，设想倘若她们是男人，奋斗的道路、人生的轨迹会是怎样？这八位女性都是法国各行各业的名人，有名望，更有影响，她们目标高远，也都以不肯屈服的意志，在当今社会为自己打开一片天地。她们接受法国《嘉人》时尚杂志的邀请，在化妆师帮助下，将自己化妆成男人。化妆前后，一男一女，同一个躯体，却判若两人，没有改变的是眉宇间流露出的坚定与决心。在今天的《妇女与家庭》节目中，我们就向大家介绍《嘉人》杂志这份别具一格的访谈：“倘若我是男人……”

梅赛德斯-艾拉（Mercedes Erra）是法国BETC Euro RSCG传媒集团总裁。她认为，女性通常在学校功课很棒，但是，成年后却要停止工作，专心照顾孩子，这很不正常。她说：“有一天，我发现在同等工作水平下，我的工资比男性低。我表达了不满，对他们说：‘如果你们不改变这种现实，我就走人。’结果是他们提高了我的工资。女人总有一种高傲。其实，我们不需要如此有风度。在当今世界，男人应当更女人化一点。我很有运气，家里有一个男人。但是，男人在家里，效率不如女人，而且，在孩子有什么问题的时候，男人也不像我们那样内疚自责。我认为，改变男女不平等情况最重要的人物是妻子。如果一个妻子在家里什么都做，那丈夫就会坐享其成。我有5个儿子，我总是想为他们安排好一切。女孩子功课很棒，但随后却想着要停止工作，这不正常。每次我在公司里看到想放弃工作，回家照顾孩子的女性，我就会对她们说：‘独立太重要了。’也就是说，家里、家外要保持一种平衡。有时候，办公室里太辛苦了，我们会回家汲取力量，反过来，也一样。”

拉齐达-达蒂( Rachida Dati)目前是法国巴黎第七区的区长，也是欧洲议会议员。她曾在2007年5月至2009年6月间在政府担任司法部长，是第一位进入法国政府担任要职的北非裔移民后代。她的父母分别是来自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的移民，家境贫寒，家中兄弟姐妹11人，她排行第二。她因此曾被看作是法国社会中北非翼移民后代成功的一个典型。她向《嘉人》杂志表示：“我不会像男人们那样，投票支持男女权利平等法案，但一旦涉及他们的自身利益，就立刻全然忘记这些法案。男女平等权利法案通过已经11年了，但如今，国民议会中仍然只有18.5%的议员是女性。掌握权力的男性通常欣赏女性努力，而不欣赏她们成功。塞格雷纳-罗亚尔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西蒙娜-韦伊当年也在国民议会面对男人们的冷嘲热讽而落泪。但如今这一代人，女性不愿意再屈从于那些把握着政治机器的男性的意志。为了所有女性的荣誉，我将继续我的道路，相信我们会得到女性、还有那些对女性有不同看法的男性的支持。年轻人，无论左右，都不会理解为什么在法国首都，在世人梦想的巴黎，这次立法选举中所有有望获胜的候选人中没有一位女性。”

在2012年总统选举之后的立法选举中，拉齐达-达蒂计划在巴黎第七区竞选议员。但是，她的希望与现任政府总理菲永想在巴黎竞选以便进军巴黎市长的打算撞车。她所属的人民运动联盟做出了支持菲永在巴黎竞选的裁决，但拉齐达-达蒂不想就这样被轻而易举地排挤出局。

安娜-罗薇中 (Anne Lauvergeon) 是法国核能企业阿海珐集团(Areva)前任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目前跻身世界500强企业的阿海珐集团可以说是在罗薇中的领导下组建成形的。在2001年至2011年间，罗薇中一直是这个企业的领头人，有人称她是法国的核电“女王”。她说：“很长时间里，我都在想不要对自己说：‘他们这样对待我是因为我是个女人’。但是，大男子主义确实存在。在阿海珐集团，我不能说身为女人曾对我不利。但是，我确实曾不得不承受来自政界或者半政界人士的对女性的鄙视。‘就这么一个女人，一下子就可以把她打败。’”

罗薇中在这里其实使用了一个双关语。在法语中，en faire une bouchée，既可以是直译：一口吞下，也可以是意译：轻易战胜。她随后又使用了另一个双关语, casser les dents sur quelque chose，直译就是损坏了牙齿，意译则是受到了挫折。

罗薇中继续表示：“我们生活在一个传统上一直由男人领导的社会，他们不断再造这个体制。有些人难以理解多样化其实是一份财富。充当几天男人，我会觉得这样的体验很不错，不过，最多15天。我很喜欢做女人。平衡来自职业生活与孩子、购物、指甲油、新裙子这些扎根于日常生活的各种因素的共存。最危险的是把个人身份认同与职务混为一谈。我在10岁的时候就对自己说：别人不能改变我。我建议女性们：要努力拼搏，但是，不要完全押宝在职业生活上。”

法国女航海家弗洛朗斯-阿尔托( Florence Arthaud)有“大西洋的未婚妻”的美称。1990年她曾打破单人帆船穿越北大西洋的记录，并多次在帆船航海比赛中获奖。她向《嘉人》杂志表示：“刚开始，去找赞助人的时候，一个年轻女性可以是一种优势，因为这比男人更容易吸引媒体注意。但是事关数百万欧元的时候，人们则往往更信任男人……除此之外，倘若我是男人……？我想我会完全做同样的事。真的。没有一点区别。一个好的水手，既要有男人的粗暴，也要有女人的敏感。我其实很有运气，生活在一个并太大男子主义的男人圈子。我知道，这和在陆地的生活完全不一样。男女平等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就我而言，我成立了一个基金会，希望帮助那些在不如我们这样自由的国家生活的女性可以走向海洋，帮助那些热爱大海、热爱航海的女性。“

埃莱娜-达罗兹( Hélène Darroze) 是法国米其林餐饮评级二星级厨师中目前唯一的两位女性之一。在巴黎和伦敦各有一家星级餐馆。她说：“我从没有后悔自己不是男人，恰恰相反。如果我不是女性的话，我当时闯进餐饮业的时候，有谁会注意到我呢？不过，今天早上，我为一系列的约会以及保姆安排伤脑筋的时候，想到：倘若我是男人，我会多做些什么？嗯，我会去体育锻炼，我会常去电影院，可能会在晚上出去跟朋友们去喝一杯什么……真正的区别就在这儿。男人，即使他是父亲，即使他工作很忙，但他不会因此而不去做这些事。女人则不同。我是一个单亲母亲，我在40岁的时候收养了这两个女儿。在这之前，有孩子根本是不可能的。我既没有时间，也没有今天这样的工资水平，允许我可以从早上九点到晚上十一点、每周六天都有照顾孩子的保姆。在‘管理’孩子这个问题上，人们的思想虽然在变，但是变化得很慢。”

劳尔-阿德莱尔（Laure Adler）是记者，也是作家，1999年至2005年间曾任法国文化电台台长。她认为，等到每个人，无论男女，都承认自身女性的一面和男性的一面的时候，男女平权问题就解决了。她说：“‘倘若我是男人……’在领导法国文化电台期间，我曾多次对自己这样说。那几年，我经历了地狱。没有一周不会有针对我的带着性别歧视色彩的传单：不是我穿着迷你裙、挥舞着镰刀、斧头，正在捣毁法国电台集团的大楼，就是我赤身裸体地站在写着我的名字和‘共和国的婊子’字样的标语前。因为我曾经为弗朗索瓦-密特朗（法国前总统）工作，所以，我能得到法国文化电台台长这个职位，一定是因为我与他有过男女私情。当然，我在法国文化电台开展了不少改革，改革速度很快，肯定也比较粗暴。我没有怎么去谈判，而是强行通过。但是，我辞职以后的三个男性台长也像我一样做了很多改革，可能比我做得还多，可他们都没有经历哪怕是一点我曾经历的针对我的性别的暴力。在我看来，等到每个人，无论男女，都承认自身女性的一面和男性的一面的时候，男女平权问题就解决了。”

安娜-伊达尔格（Anne Hidalgo）是巴黎第一副市长，她觉得如果是男性，从政也许更容易，但是也少了不少激励。她说：“我23岁成为劳动法督察员的时候，就必须在一个男性环境中确立自己的威信，要证明自己担当得起这份工作，证明自己比他们强。后来我投身政治生活。如果我是男人会有什么不同么？在地方选举中，不会有很大不同，女性甚至可以是一种优势，因为人们通常认为女性比较务实，但其实这并不是必然的特征。面对男性竞争者，我必须发挥男性没有的能力，我不会强行推动什么，我希望争取人们赞同我的主张，而男性可能会只是掏出枪来摆在桌上！在人们的潜意识里，政治生活中的威信更适合于男性。而提到女性，人们则更多地联想到艰辛。我想，倘若我是男人，事情也许会容易些，但是，事情也就因此而少些刺激，我可能就不会去探索其他的能力。”

德尔菲娜-德维冈（Delphine de Vigan）是一名法国作家。她原本在一家民意调查机构工作，自2007年起才开始专业写作。她的小说曾多次获奖。她清楚的记得让她想到倘若她是男性，就不会面对她必须面对的问题的那一刻。她向《嘉人》杂志表示：“当时，我25岁。需要向一家广告公司介绍一个宣传测验。在介绍了宣传活动的经费细节之后，广告公司负责人问我：‘以这个价钱，您做什么？’我回答说：‘我主持研究小组’。他又重复了他的问题：‘那您呢，以这个价钱，您会做什么？’我这才明白，于是很不客气地回答说：‘除了我刚说的那些外，什么也不做。’说完我转身离去，感觉很恶心。”

“此外，倘若我是男人？我想我会获得更多地文学奖。在重要文学奖项中，同等作品出版数量的作家中，获奖女性人数不是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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