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果是人们分外熟悉的法国著名作家，冉阿让是其著名小说《悲惨世界》的主人公，一直照顾着姐姐家的7个孩子，有一年冬天，冉阿让失业了，家里没有一点面包，孩子饿了，于是冉阿让打碎面包商店铺的窗子，偷了一块面包，却被捉住了，又因为拥有猎枪，被判了5年刑。

服刑中，冉阿让数次逃狱，多次加刑，最终坐满了19年牢。

雨果无疑是同情冉阿让的，但雨果却没有过多地指责法律本身，而只是悲哀地说：“在我们的文明里，有许多令人寒心的时刻，那就是刑法令人陷入绝境的时刻。”说刑法令人陷入绝境，那是因为，如果不判冉阿让的刑，那么，另一重社会底线，即公民的合法财产权就无法维护。总不能说，冉阿让失业了，家里有7个孩子需要供养，便因此拥有了随意盗窃其它人合法财产的权利吧。也就是说，使得冉阿让与法律不同时陷入绝境的关键在于更好的制度安排，使得他在失业的时候能够得到基本的人道救济，至少能免于饥饿、免于寒冷，于是他就不必要为了与生俱来的基本生存权利去盗窃。在此前提之下，如果他还去偷，就应该被处罚、被判刑。于是道德与法律才得以重叠。《悲惨世界》之所以悲惨，并不在于法律如何严厉，而在于严厉的同时，整个社会没有保障公民免于饥饿、免于寒冷的基本权利。

法律本身只是整个社会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起着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却不太可能独立解决整个社会制度不尽合理所制造出来的种种弊端。刚性法律最终能具备道德上的合理性，也有赖于整个社会制度的不同组成部分交相作用，最终营造出秉公执法的氛围，使得人们对于法律的信仰不致因为其道德合理性的丧失而坍塌。

冉阿让是否应该被判刑？其实要先问一问冉阿让为什么会触犯法律，在其它情况下，是否也一定会触犯法律。整个国家不妨先问一问，在现代文明理念日渐深入人心之际，在经济高速发达之时，为什么还会存在大量缺乏最基本生活保障的生活无着者，应不应该帮助他们，怎样帮助他们，使得他们不致因为生活无着而去犯罪。如果连这个问题都解决不了，无论怎样的细节处理方式都不可能让法律的存在符合道德准则，都不能体现出法律存在的必要性。200年前的法国就没能解决这一个问题，所以，在《悲惨世界》中，正直的警察沙威选择了自杀，因为他感觉不到社会存在、法律存在的意义了。

1935年，时任纽约市长的拉古迪亚在贫民区法庭旁听一起类似的面包盗窃案。因为孙子两天没吃东西，祖母去盗窃面包，法官无奈地说：我必须秉公办事，你可以选择10美元的罚款，或者是10天的拘役。审判结束后，拉古迪亚从旁听席站起身来，脱下帽子，往里面放进10美元，然后面向旁听席上的其他人说：“现在，请每个人交出50美分的罚金，这是我们为我们的冷漠所付的费用，以处罚我们生活在一个要老祖母去偷面包来喂养孙子的城市与区域。” 拉古迪亚并没有指责法律与法官，因为不道德、不公正的绝不是法律与法官。

引申：在世俗社会，法律高于一切似乎是共识。但是法律取代上帝成为最高权力必须符合程序正义的原则。既然法律代表了人民的意志，那么必须要有一个民主的程序，来赋予国家行使法律的权力，否则这样的法律是不合法的。也就是说，没有民主选举来确立政权合法性的国家，法律是无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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