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选自西蒙娜·德·波伏娃 Simone de Beauvoir《第二性》。
人们也许以为法国大革命会改变女人的命运，实际上根本没有这么回事。这场中产阶级大革命所尊重的是中产阶级的制度和价值，几乎是由男人独自完成的。
强调下面这一事实是重要的，即在旧制度中，作为一个性别，工人阶级妇女始终拥有最大的独立性。女人拥有经营权，拥有她独立就业所必需的所有法定权力。她可以做缝纫工、洗衣工、打磨工、店主等，可以参加生产活动。她或在家里工作，或在小店里工作；她在物质上的独立性，使她有可能在行动上有很大的自由：工人阶级的女人可以出去工作，往往是在小旅馆里，可以随意处置她的身体，和男人几乎没有什么两样。
她是丈夫的伙伴，和他是平等的。她受压迫是表现在经济方面，而不是表现在性别方面。在农村，农妇在农业劳动中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她被当做仆人对待；她往往不和丈夫、儿子同桌吃饭，她比他们更艰辛地过着牛马般的生活，而且她的劳累还要加上母性负担。但和古代农业社会一样，男人有必要让她受到他的尊重。他们的财物，他们的利益，他们的牵挂完全是共同的；她在家有很大的权威。
由于生活艰苦，这些女人也许可以表现自己，要求得到她们的权利；但怯懦和顺从的传统却沉重地压在她们身上。法国大革命前的国会 cahiers（陈情书）几乎没有包括女性的权利要求，这些陈情书只限于让男人不要从事文人的职业。在示威和暴动时，肯定会看到女人站在她们丈夫的旁边。不过，这些女人到凡尔赛的目的却是为了到面包房去找“面包师，他的妻子，他的学徒”。但是，领导这场大革命并享受其果实的，并不是这些普通百姓。
中产阶级女性与革命
至于中产阶级妇女，有些人则热情投身于自由事业，如罗兰夫人、吕西勒·德穆兰、夏洛特·科黛等，都是深刻影响大革命进程的人物。夏洛特·科黛甚至以刺杀马拉的方式介入了革命政治。当时也有一些人鼓吹女权主义。奥林匹·德·古热于 1789 年提出《女权宣言》，与《人权宣言》相抗衡，在宣言中要求废除一切男性特权；但不久之后，她就被送上了断头台。当时还出现了一些短命刊物，少数妇女徒劳地从事政治活动。
1790 年，法国废除了长子继承权和男性继承特权，在继承上女孩子和男孩子成为平等的人。1792 年，通过了一项法律，确认了离婚权，婚姻束缚因此有所松动。但在波伏娃看来，这些都只是“不重要的胜利”。中产阶级女人和家庭结合得太紧密了，以至于她们作为一个性别没有形成明确的共同责任感，也没有构成一个能够推行自己主张的独立等级。
在经济上，她们过着寄生式生活。于是，那些本来可以不顾自己的性别而参加公共事件的女人，由于其阶级位置却无法真正参与；而那些属于行动阶级的女人，又被迫不采取行动，只去做“女人”。波伏娃指出，只有当经济权力真正落入劳动者手中，工作妇女才可能赢得那些寄生于家庭与阶级特权的女性从未拥有过的权利。
拿破仑法典重新固定了女性命运
在大革命最激烈的清洗年代，女人曾短暂拥有一种无政府主义的自由。但一旦社会重新组织起来，她又被牢牢地束缚在奴隶地位上。从女权主义的角度看，法国虽然一度走在其他国家前面，但对于现代法国妇女来说，不幸的是，她的地位在军事专政时期就已经被决定了。
拿破仑法典把她的命运固定了整整一个世纪，大大延迟了她的解放进程。和所有军人一样，拿破仑宁愿让女人只做母亲。而作为资产阶级革命的继承者，他并没有破坏社会结构，给予母亲明显超出妻子的地位。他禁止调查父亲身份，并为确认非婚生子女和婚生子女规定了严格条件。
已婚女人本人并未因为有做母亲的尊严而受到庇护。封建性的矛盾在这里依然存在：女孩子和妻子被剥夺了公民资格，她们无法行使法律上的权利，也无法担当监护人；而独身女人和老处女却拥有一切公民权。妻子必须服从丈夫，丈夫可以因她通奸而将其单独监禁，提出离婚。如果丈夫当场捉奸并杀死她，法律甚至认为他可以得到赦免。相反，丈夫只有在把情妇带到家里时才应受到惩罚，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妻子才可以提出离婚。
居住地由男人决定，他对子女拥有比妻子更大的权威。除非妻子经商，否则她承担的义务必须得到丈夫认可。她的人身和财产都受着婚姻的严格控制。
19 世纪中产阶级的反女权秩序
19 世纪的法律制度只是加剧了拿破仑法典的苛刻性。离婚在 1816 年被废除，直到 1884 年才恢复，而恢复后的离婚仍然非常困难。中产阶级并不稳固，它必须认真对付产业革命带来的潜在威胁。于是，一整套保守话语重新出现：据宣称，女人生来是为了家庭而不是为了政治，是为了做家务而不是为了履行社会职能。
奥古斯特·孔德认为，雄性和雌性之间存在肉体与精神上的根本差异，这种差异使它们彻底分离，尤其在人类当中更是如此。在他看来，女性气质是一种“延长的未成年状态”，正因为这样，女人不具备“人类理想”，她的精神也因此衰竭。他甚至预言，未来女性在家庭外的劳动将完全被废除。女人也许在道德与爱情上处于优越地位，但只要她在家庭中没有经济和政治权利，男人就仍然是优越者。
巴尔扎克则以更尖锐而讥讽的口吻表达了类似思想。他在《婚姻生理学》中写道：“女人的命运和她唯一的荣耀，是赢得男人的心……她是一份动产，确切地说，只是男人的附属品。”在波伏娃看来，这既是在反对 18 世纪的放荡，也是在为反女权的中产阶级进行辩护。
巴尔扎克指出，排斥爱情的资产阶级婚姻自然会导致通奸；于是他转而告诫丈夫们要严加管束，不要给妻子任何接受教育和文化的机会，要尽量不让她们引人注目。中产阶级便按照这样的程序，把女人关在厨房与家庭内部，严密监视她们的一举一动，使她们完全处于依附地位。
作为补偿，女人同时又受到敬重，并被极其温文尔雅地对待。巴尔扎克说：“已婚女人是一个必须把她扶到王位上的奴隶。”在小事上必须征求她的意见，把她摆在第一位；不应像原始人那样让她负重，而应迅速让她摆脱一切艰巨任务和忧虑，同时也摆脱一切责任。
大多数中产阶级女人都接受了这种冠冕堂皇的约束，几乎听不到有人抱怨。正如肖伯纳所说，让人们受到束缚比让他们摆脱这种束缚更容易，只要这种束缚会带来利益。中产阶级女人之所以依恋她所受的束缚，是因为她也在依恋本阶级的特权。若摆脱男人的束缚，她就必须亲自为谋生而工作；而她同工人阶级女人并没有共同利益可言，她甚至会觉得，资产阶级妇女的解放意味着本阶级的灭亡。
整理自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相关章节，按网站阅读方式分段编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