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蒙 • 阿隆——萨特的批判者
本文摘自《南方都市报》2005年7月18日刊 作者：沈展云（特约书评人） 原题为：迟到的纪念：雷蒙•阿隆诞生100周年 谁在吸食“知识分子的鸦片”？
阿隆与萨特是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的同学，曾经有一段时间过从甚密。在纳粹德国占领法国的岁月里，他们都参加了抵抗运动，可以说都秉承了法国大革命所揭橥的“不自由，毋宁死”的人生理念。从1947年开始，两人在对斯大林独裁统治下的苏联的看法和分析及在一些政治观点上逐步产生了严重分歧，阿隆倾向自由主义，而萨特则试图以存在主义融入马克思主义，最终以1955年阿隆出版《知识分子的鸦片》为标志，两人彻底决裂。
萨特与阿隆一样，都是20世纪50年代之后对世界产生了巨大影响的杰出思想家，他们的重要著作都是人类宝贵的思想遗产。萨特更是多了一重身份：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但萨特在参与一些重大的社会活动时（如在20世纪50年代访问苏联、70年代“文化大革命”期间访问中国）所发表的不负责任乃至违背良知的言论，至今为人诟病。阿隆对极权主义有清醒的认识，他对极权现象的思考，是从纳粹德国开始的，进而对苏联进行分析。
阿隆比萨特更精通马克思主义，他对知识分子参与政治和社会实践自有一种评判，其言行体现了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特点。“自由主义的信念在于，相信所有人的天赋自由与平等；随之而来的，他们有着自然的不可剥夺的生命、自由和追求财富的权利；他们拥有认识到那些权利和组建政府的理性；政府只有经过被统治者的同意才是合法的。”（布鲁姆：《雷蒙。阿隆——最后一个自由主义者》）
在阿隆的一生中，与历史的接触是至关重要的，他通过思索历史，来关注现实政治。萨特被称为“思想战线上的守夜人”，但这个守夜人不正视现实，或者游离于现实之外，睁着双眼做梦（如虽承认斯大林的暴行和苏联有集中营的存在，但认为是阶级专政必要的恶）。20世纪50年代初，对于出现在苏联的集中营现象，加缪和萨特爆发了激烈的争论。加缪在论文集《反抗者》中研究了20世纪革命与恐怖之间的联系，但没有引起萨特的关注。
加缪批评萨特漠视苏联集中营的存在，萨特就此写文章回应加缪：“是的，加缪，我和你一样，觉得这些集中营是不可接受的；但是，资产阶级报纸利用集中营大肆宣传，这同样也是不可接受的”。阿隆对萨特的说法进行了驳斥：“一条界线将知识分子一分为二，一些知识分子只承认集中营的存在，而另一些知识分子则谴责集中营的存在。正是这两种态度，区分了知识分子的两大阵营。”（《知识分子的鸦片》）加缪反对暴力的革命，而萨特支持革命的暴力。1954年6月，萨特从苏联访问归来后发表声明：“在苏联，人们有绝对的批评自由。”还对斯大林统治时期的苏联作了充满诗意的描述。
1956年发生了一件震撼世界的大事，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作秘密报告，谴责斯大林“个人崇拜”的罪行。萨特对报告感到惊讶，说赫鲁晓夫的报告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竟然对斯大林这个长期以来的圣人进行如此率直的攻击，“任何对他（斯大林）本人公开正式的谴责以及对他的错误的详细暴露，都是疯子的举动”。
阿隆对秘密报告的内容并不感到惊讶。赫鲁晓夫所披露的斯大林的罪行，其暴政的思想渊源和因果关系，阿隆早已洞烛幽微：政治清洗，民族流放，捏造供词，劳改营，已证明“20世纪的暴政已经到了极为可怕的程度”。阿隆始终坚持着他择善固执的立场：“在20世纪，任何行动都意味并且导致人们就苏联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回避这个问题，就是在谈论历史的同时，回避历史现实的束缚。”
1956年秋天，发生了苏联武装干涉匈牙利事件，由著名哲学家罗素、雅斯贝尔斯等担任主席的“保卫文化自由大会”发表请愿书。请愿书的签字者们“以全人类良心的名义”，恳求联合国采取紧急措施，“以捍卫匈牙利人民的自由和独立，并保卫这个英雄的民族免遭苏联军队的粗暴镇压和恐吓”。雷蒙 • 阿隆也在这份请愿书上签了名。萨特对“匈牙利事件”的反应和立场是感情复杂的，对他来说，赫鲁晓夫的报告给他造成了极大的思想震动，尽管他竭力攻击这个报告，但还是很快就在另一份《反对苏联的干涉》的请愿书上签了字，而且名字位居第一。萨特的抗议也很坚决，他谴责了“用大炮和坦克镇压匈牙利人民的反抗”的行径。这是萨特与阿隆在决裂后惟一的“共同行动”。这次行动，也是萨特与法共决裂的标志。但是，萨特的左翼立场并没有因此而改变，在以后的岁月，他多次发表演讲，继续为极权主义辩护。从1968年开始，萨特“抛弃”了马克思主义，却采纳了更强调暴力的意识形态。
孤独的声音
“在法国，他是个孤独的声音，直到晚年，法国知识分子才开始从他们长期的左翼情结里恢复过来，进而发现他们中有个伟大思想家依然健在，能够给他们以领导和鼓励。”
阿隆一生特立独行，对知识分子的盲从痛心疾首，在法国左翼普遍狂热的环境中，自列清流，颇有众人皆醉我独醒之概。“在法国，他是个孤独的声音，直到晚年，法国知识分子才开始从他们长期的左翼情结里恢复过来，进而发现他们中有个伟大思想家依然健在，能够给他们以领导和鼓励。”（布鲁姆语）阿隆撰述《知识分子的鸦片》，旨在为左翼知识分子开一服“祛魅”之药，招来萨特们的谩骂和诅咒，当在意料之中。正所谓“吟到恩仇心事涌，江湖侠骨恐无多”。但他“立场坚定”，数十年一以贯之不改初衷。
阿隆曾撰论文《修昔底德和历史叙述》，对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史学家和20世纪世界性冲突的史学家进行比照。阿隆传记的作者巴维雷兹称他为“20世纪的修昔底德”，说“阿隆和修昔底德有一个共同的对象，就是战争。他们作此选择的原因不仅是闻所未闻的暴力以及它所引起的大规模的历史变动，更深层的原因是暴力呈现出经过简化的政治和人生”。法国作家EMILE.MAUROIS说：“雷蒙。阿隆要是能超脱现实问题的话，可以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孟德斯鸠。”评价可谓高矣！但倘若疏离时代、超脱现实，那还是雷蒙。阿隆吗？也不会有传世的《知识分子的鸦片》了！
关于萨特和阿隆，据说在法国1968年“五月风暴”中，“造反派”有一句流传很广的口号：“宁可跟着萨特犯错，也不跟着阿隆正确。”“五月风暴”被称为法国的“文化大革命”，彼时的萨特，积极参加运动，被造反青年目为导师；而阿隆则冷静、清醒地注视着这场革命，随之写出了与此相关的著作《找不到的革命》。在这场风暴中，阿隆扮演的角色，就像面对1848年法国“二月革命”的托克维尔。
阿隆既肯定这场运动的积极意义，又对某些人的“假革命”进行了严厉谴责，招致狂热的学生和知识分子的愤恨，称他为“保守派”和“反动的化身”，于是喊出了上面那句口号。关于萨特与阿隆的错与对，美国政治哲学家布鲁姆是这样说的：“本世纪有的伟人，尤其是海德格尔和萨特，要么被希特勒、要么被斯大林欺骗了”；而阿隆，“他在我们可能有的政治选择方面总是正确的。他看到了各种真实的可能性，并能毫不妥协地直面他们，抵抗一切流行的诱惑。很简单，这意味着他在希特勒的问题上是正确的，在斯大林的问题上也是正确的。同样正确的是，他相信民主的政制，尽管有许多缺点，但还是人类最好的、也是惟一的希望。在重大问题上，他总是对的”。历史的发展证明，在许多关乎知识分子的良知和原则的问题上，萨特的确错了，“而阿隆是正确的”；但执迷跟着错了的萨特走的人，至今还有很多，这就更让人感到阿隆的“鸦片说”弥足珍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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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自早期微信文章《雷蒙 • 阿隆——萨特的批判者》，按网站阅读方式重新编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