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 年 8 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到 1915 年，西线战场已经陷入惨烈消耗战：英法联军死伤逾百万人，德军也伤亡惨重，但战局依旧胶着。兵源与后勤都越来越吃紧的情况下，英法把目光转向中国，并分别在 1916 年与当时中国政府达成“以工代兵”的招募协议。此后约 14 万华工远渡重洋，赴法助战。
这批华工通常不直接持枪作战，却承担了战场最沉重、最危险也最不被看见的工作：装卸军需、修路、挖战壕、运送物资、伐木、修工事，战后还负责清理战场与掩埋尸体。他们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勤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法国近代战争记忆里常常被忽略的一群人。
泰安地处泰山脚下，当时也有不少年轻人报名。王光生和严振盛，就是其中两位留下较完整口述与家庭记忆的华工。他们的经历，使这段宏大的战争史有了更具体的人物轮廓。
王光生：从山东旱灾到法国码头
王光生是山东泰安岱岳区范镇大王庄人。1916 年春，当地遭逢大旱，庄稼无从播种，王家已到了揭不开锅的地步。为了生活，王光生去近乡做学徒。1917 年中国对德宣战后，英国在泰安设立招工处，他听到消息，未经父母同意就报了名。等家里知道时，这个独子已经签字画押，拿到了合同。父母虽悲痛万分，也只能送他离家。
从泰安出发到青岛的火车上，很多华工第一次真正意识到自己即将离开故土，去往一个正在大战中的欧洲。有人害怕，有人后悔，甚至有人想跳车逃回家。王光生反而在车厢里劝大家：出去既能挣钱养家，也能学见识，年轻人总该闯一闯。后来真有人试图跳车，他还差点把自己一起带出车外，才把人拽了回来。
抵达青岛后，华工们被编营上船，从青岛出发，经日本横滨、横渡太平洋，再辗转前往欧洲。长达一个多月的海上漂泊中，疾病、腹泻、高烧和缺医少药时常出现。王光生曾与同乡一起逼迫队医继续救治一位垂危华工，最终把对方从死亡边缘拉了回来。
到法国后，王光生主要从事码头与运输后勤，在勒阿弗尔卸货。每天定量黑面包，夜里德机空袭不断，华工们只能裹衣而睡，听到警报便匆忙躲避。1918 年德军大规模反扑时，他们一度与部队失去联系，流落法国乡间，靠乞讨维持生活，还曾遭当地村民袭击。数月后重新归队时，王光生已瘦得不成样子。
三年后勤劳役结束后，他回到山东，却发现家庭并未因自己远赴欧洲而真正摆脱贫困。这也许正是许多华工命运里最沉重的一点：他们参与了世界大战，却没有因此获得与付出相匹配的改变。
严振盛：从招工幻梦到战地苦役
严振盛同样来自泰安。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中国内地战乱频仍、天灾不断，农民生活艰难。英国招工时，除了每月工资，还承诺给家属生活补助，这对乡村青年具有很强吸引力。1916 年秋收后，严振盛和同乡在英国教堂招工点报名，随后辗转赴威海、天津、烟台，再踏上去往欧洲的漫长航程。
一路上，他们经香港、新加坡、南非、英国，最后到达法国努瓦耶勒的“中国人分发处”。直到这时，许多人才真正明白，自己并不是被送去“开矿”或“垦荒”，而是进入战争后方体系。华工们被正式纳入所谓“华工军团”，按军事方式重新编制和管理，营、连长由英国人担任，纪律严苛，不少人还在训练中遭到辱骂、殴打和禁闭。
训练结束后，严振盛被编入随军勤务队，承担挖战壕、修工事、装卸铁轨、汽油、炮弹等任务。名义上是后勤，实际距离前线极近。德军飞机轰炸时，英国士兵可以后撤，华工却常常被要求继续干活，以致伤亡极大。许多人在搬运重物时砸断腿臂、磨破双手，受伤后又得不到像英军那样的医疗条件。
1918 年是最艰难的一年。华工们住在简陋帐篷里，忍受寒风、雨雪、饥饿和暴力。粮食短缺时，连发霉面包都吃不饱，有时七天七夜几乎粒米未进，只能挖野菜、啃萝卜维持。许多人因此患病甚至冻死。长期虐待之下，华工中逐渐出现反抗情绪：有人抢夺英军储粮，有人焚烧车辆、惩罚长期打骂华工的军官。那种“不是被德国鬼子打死，也会被英国鬼子折磨死”的绝望，逼出了他们最后的求生本能。
战争结束后，他们继续清理战争
1918 年 11 月 11 日德国投降，并不意味着华工立即解脱。严振盛后来仍被留在法国与比利时一带，负责打扫战场、搬运废弃军械、清理尸体和瓦砾。那是一种与前线不同、但同样残酷的劳动。到处是焦土、废井、残垣和尸骨，饮水困难时，华工们甚至要靠互相喝尿保命。
随着大战结束，华工们开始更强烈地想家。有人唱起家乡戏文消愁，有人靠彼此讲述回乡后的日子来撑住精神。直到 1919 年，英方才开始逐步安排华工回国。据当时英方统计，英国招募的 13 万华工中，战争中死亡和失踪者多达三万余人。这个数字背后，是一整代几乎被从中国乡村直接卷入全球战争体系的人。
严振盛回程时，从勒阿弗尔出发，经纽约、旧金山、日本再回到青岛。华侨在旧金山对华工的欢迎，成为很多人口述里极温暖的一段记忆。经历了近三年战争苦役后，他们第一次在异乡感受到“亲人”般的热烈接待。1919 年农历八月，严振盛终于回到家乡，和亲人过了一个迟到的中秋团圆节。
一战华工留下的，不只是苦难
严振盛晚年回忆时，特别提到自己在欧洲和美国所见到的工业与农业技术。英国坦克、欧洲机械化水平、美国拖拉机和高效率农具，都让他强烈意识到旧中国的落后。他由此得出一个朴素却深刻的结论：如果中国不能发展科学技术和经济，就无法摆脱列强欺辱。回国后，他立即拜师做木工，希望凭技术改善自己的生活。
这也是华工史常常被忽略的一面。他们不是单纯的“受害者”或“苦力”，也是最早以极其艰难方式接触现代工业世界的一代中国普通劳动者。他们看见了欧洲战争机器的恐怖，也看见了工业化社会的效率与力量。这种见闻与冲击，对很多人的思想都留下了深刻痕迹。
法国境内的华工墓地
如今在法国，仍能找到一战华工留下的明确遗迹，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华工墓地。据资料记载，法国境内共有 17 处与一战中国劳工有关的墓地或纪念地点。它们提醒人们：华工并不是战争边缘的旁观者，而是实实在在把生命留在了欧洲土地上的参与者。
一战华工在法国的历史，连接着山东乡村、殖民招募、全球战争、法国港口与战场，也连接着近代中国普通劳动者第一次大规模进入世界史现场的经验。直到今天，这仍是一段值得被重新讲述、重新纪念的共同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