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68年5月最后一个星期中，有一个压倒其他一切的问题，就是：戴高乐维持得下去吗？政权问题是这样正面地提出来了：是现存统治集团继续掌握国家权力，还是权力落到别人手里去呢？即使五月危机所有其他方面都引起众说纷纭，关于这个问题却人人——不论是戴高乐派还是反戴高乐派，革命派还是民主派——都确实一致认为是悬而未决的。
如果现存统治集团倒台了，谁能继位呢？没有人以为那引发这次危机的微烛的革命少数派能够觊觎大位。他们是在社会边缘上作战的游击队，不是继任政府的竞争者。他们要毁灭资产阶级国家，而不是继承它。康边迪不打算在艾丽榭宫二楼的内阁会议室里当主席。唯一可能的继位者，是正式的左派反对党派。共产党和社会党的某种联合政府，是戴高乐派政府唯一可能的代替者——但这可能性并不像乍看那么大。所以，这危机对于成年人的左派，也是一个严重的考验，恰似对统治集团一样。自从五月初危机一爆发，左派就成为各种批评的靶子。它们被指责为盲目和胆怯，但也被指责有狂妄的野心；既被指责为背叛革命，也被指责为阴谋革命；既被指责为跑得太远，也被指责为做得不够。这些指责，起源于对法国左派政党性质的一些误解。，也出于误解五月时期全国所面临的政治危机的确实性质。
危机来临的时候，左派是在分裂而无准备的状态中：分裂，是既因为共产党和社会党虽然在调情，却距离结婚尚远，又因为社会党本身是那样的一个家庭，其中妻子藐视丈夫，而子女又对双亲绝望；无准备是因为，直截了当地说，共社两党都没有真正预料继任政府的问题会发生在1971至72年之前。那年份才是他们预定优哉悠哉地航行到岸的日期。危机爆发的时候，他们连裤子都还没有穿上；他们一向是太慢吞吞了。
戴高乐政府已经上台了七年之后，米特朗，这位社会党的律师和第四共和国的政客，才同共产党领袖洛歇联合起来，企图打败它。他们所利用的机会，是1965年12月的总统选举，在这选举中，米特朗担任整个左派“唯一的候选人”（注1）。共产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这两个多年的死敌，这次结成战术性的联盟结果很成功，米特朗迫使戴高乐要很不光彩地举行第二次决胜投票。在第二回合中，戴高乐才得到百分之54.5%的绝对多数，米特朗得45.4%，而其他候选人已退出。他们差一点就把戴高乐推翻，这件事情对新近联合起来的左派有无限好处。这在左派每一个阵营里都有影响。例如，这让洛歇能够使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里面那些原先反对和社会民主党联盟的老死硬派就范。这又使米特朗能够继续进行工作，把那许多非共产党的左派“家族”联合成为一个密切的联盟。那联盟（指“民社左联”——译按）主要成份有：第一，激进社会党，这是法国历史最长久的政党，但自从在第三共和国时代达到顶峰之后，就一直在衰落下去；第二，共和政团大会，法国最新的政治团体之一，包括全国各地总数约60个社团；最后是摩勒领导的社会党（工人国际法国支部），这是1920年法国社会党多数党员在都尔代表大会上转变成为共产党之后，由雷翁·勃伦（Leon Blum）重建的社会民主党。米特朗想靠谈判和巧妙的压力来把这三个集团合而为一。他的主要支持者是政团大会内的“青年土耳其派”，他们是一批富于活力和进步理想的年轻人。主要的障碍则是摩勒党内顽固的政治机关，它不大愿意把自己的身份和权力转让给一个比较广大的集团。
左派大联盟在1965年12月总统选举中相对的成功，鼓励了法共和民社左联更进一步互相接近。在1967年3月的大选中，他们协议成立一种实用而非教条的战术联盟。这限于法国人所说的desistement（互让办法）——这是在国会选举的第一回合与第二回合之间的一种办法。根据这种办法，一个竞选人退出竞选去支持一个比自己有利的次要政敌，以便打败一个共同的不可调和的敌人。法共和民社左联的协议是这样：他们要互相退让，以打败戴高乐派。结果，法共和社会党同盟者共得194席，削减了戴高乐派的多数，它的议席由233降至200（或者说，由268降至244，如果把戴斯田的独立共和党也算在戴高乐派之内的话）。这次的成绩是这样好，看起来左派大联盟在下次选举中大有彻底胜利的机会。这促使合伙双方超过纯粹战术性协约的限度，进一步去试探有无拟定共同纲领的可能。他们明白，选民会希望知道他们对于一些基本问题是否充分一致，达到能够组织联合政府的程度。经过多方面的讨论之后，他们在1968年2月23日公布了一个共同的政纲，其中坦白说明在哪方面意见一致，哪方面不一致。这还够不上一个政府的共同纲领，但是朝向它前进了一步。
尽管这个文件是很坦白的，但它还是没有把两党之间的真实关系完全反映出来，他们距离消除彼此之间根深蒂固的怀疑还很远。问题的症结在于：共产党恐怕米特朗会利用他们的选票走进艾丽榭宫，然后回头来反对他们，而和中间党派合作组织政府。民社左联方面则恐怕，如果和共产党联合组织政府，它会被共产党按照1948年捷克的方式吞掉。事实上，米特朗战略暗中定下一个中心原则，就是：除非他的民社左联强大到足以在联盟中占支配地位，否则决不考虑和共产党组织联合政府。他知道，他的力量距离这个目标尚远。在1967年的选举中，民社左联得到420万票，而共产党得500万票（不过，产生国会代表的条件，使民社左联得到121议席，共产党只73席）。人人都知道，共产党力量较强。况且，洛歇的中央委员会还控制着总工会，那是法国最强大的工会联合会。
因此，从那时起，米特朗一贯地避免给共产党确切的保证，说如果将来他们联合竞选胜利，一定让共产党参加他的政府。这就是他的立场的暧昧性：他尽力向社会人士推荐一个可依赖的反戴高乐的左派反对派，但他自己却不敢确定地和共产党联结起来，因为恐怕把那些知道民社左联不够力量约束共产党的非共选民吓跑。
在五月危机前夕，共产党和社会党互相亲善所达到的程度就是如此，情形并不美满。他们走向联合的里程碑，是1965年12月的总统选举，1967年的国会大选，以及1968年2月的共同政纲。不过，这次危机将证明，距离联合的目标还在过去三年中，法国共产党的主要目标，一直是想脱离它自1947年以来一直在其中憔悴呻吟的政治荒野，而成为可被接受参加政府的党。尽管它握有巨量的工人阶级选票，该党却知道，要希望独立地取得压倒多数，那是不现实的。因此，它想在议会制度内走上政权，唯一办法只有和非共的左派政党联盟。所以它实行同米特朗的民社左联亲善。
法国共产党曾饱受诽谤。戴高乐可以靠拿共产主义革命幽灵恐吓选民来取得选举胜利，但事实上，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共产党就已不是革命组织。一部份原因是，自从1920年诞生之日起，它就是群众党，而非像欧洲其他共产党那样的先锋小团体。在1920年12月的都尔代表大会上，法国社会党的五分之四决定参加共产国际，只有五分之一跟随雷翁·勃伦。因此共产党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法国社会主义的直接继续人，有广大的组织基础。它用不着从头建立新的组织。它忠于苏联的要求，但在20年代和30年代之初是真正的革命党，它在1936年支持勃伦的人民阵线政府，只是暂时的策略。（注2）
1939年8月的纳粹苏联协定，使法共退回秘密状态，但到了1941年6月苏联参战时，它又参加对纳粹的抵抗运动，而成功地恢复爱国的声誉。这是它的黄金时代：它的战士在行动中表现出勇于牺牲的精神，也证明党的细胞式组织的效能。在“解放”的时候他们得到了报答，赢得1945年10月选举中26%的选票，并在戴高乐政府中担任四个重要部长职位。但一年零七个月之后，即1947年5月的时候，拉马迪（Paul Ramadier）总理免除他们的政府职位，他们终于被排斥于政府之外了，此后就再没有尝过政权滋味。在二十一年前那段短促的时期里，法共变成了统治机构的一部分，后来一直深深地怀念着那过往的日子。这不是革命的本能。而且，那庞大的共产党选民集团，他们是因为1936年和1945至46年的重大社会改良而信任该党的，本身也是根深蒂固的改良派，而非革命派。该党事实上已经按照其党员的形像改造过，那些党员已经牢牢地与社会融合起来，而非与社会合不来的倒霉鬼了。
这就是法共在五月危机前夕的情况：渴望受人尊敬；委身于联合民社左联，以些作为取得渴望中的政权的唯一道路；依靠着一个大多数只要求消费品而不要求革命的产业工人阶级。党的领导层已经不算年轻了，其中没有一个是政治上雄才大略的人物，最后但并非不重要的是，该党一贯所臣服的苏联，已经坚决选定和平共处的道路。克里姆林宫所最不希望的，就是法国发生革命，因为这将使它丧失戴高乐在外交政策上给它的重大支持。
我们这样把历史草草回顾一番，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说明为什么左派在五月危机中的行为会是那样。要记得这一点：共产党和社会党两者，不论分开还是联合在一起，都拘束于上面概述过的那些既定的政策路线。对左派在危机中的表现提出批评的人，时常忽略这个重要的背景。共产党在1968年5月所苦恼的问题是：究竟是否已经发生那么新鲜的一种局势，以致它应当把那由历史和它的本性所决定下来的政策抛弃掉呢？该党在政治局里秘密考虑这个问题，结果认定不是。
注1：在这次联盟之前。已先有1965年1月5日在塞因省各市选举中共产党和摩勒领导的社会党（SFIO）的协议。译者按：本书所说法国社会党或社会民主党，普通是指米特朗领导的“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左派联盟”（民社左联），其中包括摩勒派的社会党（正式名称为“工人国际法国支部”，亦即第二国际法国支部），本书首卷的“一些简称和登场人物”表，可供参考。
注2：法国的革命“小集团”对此问题的看法与本书作者不同。他们认为法国共产党反对1968年革命，是1936年“人民阵线”政策的继续，换言之，他们认为法共早在30年代已经丧失革命性质了。——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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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共产党怎样应付那危机呢？首先要说明的是，它大感意外——像别人一样。学生和工人有所不满的理由是很明显的，人人都看得见，但没有人预料到五月的危机爆发。也没有人有所准备。不过，尽管有些人，尤其是政府，表现得手忙脚乱——一时这样，一时那样，中途转辙，仓惶失措——共产党的反应至少是坚定不移，始终如一，符合危机爆发前的路线。政治局每天开会，在事变发展的每一个转折点都考虑我们上面指出的问题：我们的政策仍然适用吗？每一次——除了我们以后会提到的那些重大的例外场合——共产党领袖们都坚定不移。暴风雨过后，1968年7月8日，洛歇向中央委员提出报告的时候说：“我们没有丧失头脑。”这话是有几分理由的。
共产党在危机时期的苦恼之一，是它要两线作战，不但对戴高乐政府，而且对左翼的政治游击队——托洛茨基派，毛泽东派，格瓦拉派，以及无政府派。自从中苏争执以来，法国共产党和全世界拥护苏联的共产党一样，猛烈打击（而且开除）着亲华分子。我们在第二章已经指出，法国情况特殊之处，在于整代思想激烈的年轻人摆脱了共产党的控制，变成反对它，不但接受毛派的立场，更特别接受托派的立场。这个转变反映在青年组织身上，就是正统共产党的共学联（共产主义学生联盟）日渐萎缩，而托派的革共青和亲华的共青联（马列）势力不断膨胀。这是共产党自从1966年起就在打着的仗。无怪乎康边迪那个倔强的红脑袋在南泰尔一抬起来，共产党就想砍掉它了。
这种敌意在5月3日表现得最为明显，那天共产党第二号领袖马协（Georges Marchais）在人道报上猛烈攻击“德国无政府主义者康边迪”，他说：“这种假革命者必须大力加以暴露，因为他们客观上替戴高乐政权和资本主义大垄断企业的利益服务。”在这危机的初期，法共误认为南泰尔的风潮是中国制造出来破坏行将在巴黎举行的越战和谈的。当时共产党对共青联（马列）正愤恨到极点，因为上星期有个共产党的国会议员余江，在南泰尔被一队亲华分子赶出讲堂。
危机加深以后，共产党一方面支持学生反抗警察镇压，但另方面敌视极端派学生领袖，企图在两者之间走钢丝。5月9日，共产党支配下驯服的知识分子中最著名的人物，诗人路易·阿拉贡（Louis Aragon），在圣米歇尔大街的露天大会上遭学生群众唾骂。当时康边迪以其得天独厚的刺伤敌人的本领，请这位文学家向会场群众解释，为什么人道报要攻击三二二运动，为什么，“如果你们是支持学生的，你们却不参加他们的街头行动”。街垒之夜迫使共产党领导下的总工会暂时与学生会联盟，支持5月13日的总罢工和大示威——就在这次示威中，康边迪说出那句现在出了名的话，骂那些跟在游行队伍末尾的共产党领袖为“斯大林主义的脏东西”。
到此为止，法共和左派“小集团”之间的互相侮辱不过是日常的散兵战，是过去两年不断战斗的继续。可是5月14日大罢工运动开始以后，学生极端分子对共产党的威胁突然突然严重起来了。有些共产党领导分子，例如罗兰·列勒瓦（Roland Leroy），本来反对马协对待康边迪及其同伴那种粗暴态度的，现在也转过来支持强硬政策了。现在全力对“左倾冒险分子”作战。共产党恐怕极端分子会煽动工厂里急躁的青年工人把罢工推动到超过那条危险的分界线，从和平“占领”发展到建立某种形式的“工人权力”；又怕由于延长罢工而破坏了工会与雇主之间已经达成的协议。正因为罢工是自发起来的，而且大有摆脱他们控制之势，所以法共和总工会的领导层恐慌不已。他们知道，只要青年革命分子得到任何成就，都会使整个工人运动沾染上起义的色彩，而他们认为这对于工人阶级的利益是致命的损害。因此，总工会要建立“铁幕”来保护罢工的工厂，严令禁止学生入内。一直到5月18日之后，总工会才觉得有相当把握抓稳了罢工运动，因而塞古伊能够带有一点自满的口气说他的工会是“巨大的安定力量”。
共产党和“小集团”之间的争论（这争论至今仍在继续），可以归结为一个问题：到底1968年5月在法国形成了革命形势没有呢？学生领袖们因为确信托洛茨基的理论眼前就要实现了，不禁陶醉起来，他们肯定革命已经近在咫尺。共产党则同样肯定地说这见解是极大而且危险的错误。这不是学院式的争论。这是关系重大，甚至也许关系到无数工人的生命整个法国工人运动的前途，还有共产党本身的命运。很难说共产党上肯转向支持起义是错误的。现在不是1789年，或者1917年的俄国，甚至1918年越战败后的德国。大多数法国工农是要求更多资产阶级式的享受，而非要求新的社会制度；法国整个说起来，是繁荣的；陆军的装备精良而忠于政府；统治阶级并未准备投降。政权不是那么容易拿到的。伸手去拿它——用非法手段——就要冒流血内战的危险，而工人对此并不热心，也无准备。这是共产党的分析。这见解招致它左边的敌人指责，说它是戴高乐政制的堡垒——简直是和戴高乐串通。
正因为这个争论关系那么重大，所以共产党对“左派分子”深恶痛绝——洛歇在7月8日的报告中，说他们是“最紧急的危险”；因为同样的理由，坚决反对利用罢工做革命武器的总工会，说嫌恶民主总工会提出工人监督生产的要求；同样由于这个原因，共产党猛烈抨击左派社会党小组织，即统一社会党，因为它对革命学生表示亲善。还有，这也是在五月底孟戴斯—弗朗斯被提名为左派政党集团领袖的时候（下文将叙述此事），共产党不大热心与他合作的一部份原因。他不是和学生革命分子友好吗？
共产党倒霉的事情之一是：它一方面固然在左翼上受到游击队骚扰，同时和右翼方面的合作者，即米特朗的民社左联的关系也不愉快。当危机临近结局的时候，共产党一天比一天更着急地催促左联和它订立一个共同的政府纲领。人道报几乎每期都有这样的请求。但米特朗不愿意受约束：他的左联是太弱了，以致他不愿意冒险，在受到共产党诸多拘束的情况下和社会人士见面。这次危机把他们之间的力量对比暴露得很明显，共产党能够经过所控制的工会向全国提出要挟，米特朗却是个无兵司令。5月23日的战斗中，有一批米特朗的“青年土耳其派”赶到拉丁区，大喊着：“你们的影子内阁来了！”——结果在讥笑声中被撵走。但米特朗不会忽视那强有力的左派势力存在于学生中，在工人阶级运动的下层，在全巴黎数百个行动委员会里——这些委员会产生在共产党之外而且反对它的。孟戴斯—弗朗斯寄望于这方面。他为什么不同样做呢？所以，危机发展到顶峰的时候，久已计议的共社联盟并未实现，亦即没有出现任何能够代替戴高乐派的政府。不过这话属于下一章的范围了。
共产党的路线是很明确的。它坚决反对起义，二十年来它一直梦想着脱离政治贱民等级的隔离区。在劳工阵线上，它愿意支持罢工，只赞成提出经济性要求。在政治阵线上，它的目标是与非共左派联盟，夺取戴高乐的政府地位——但严格地“在国家的法制范围之内”行动。该党在五月实行这种谨慎、温和、非常有理性的政策，实在很吃力。就好像在市场上有鸡蛋糕的时候贩卖陈旧面包一样。它挨骂；它遭受重大的脱党损失，例如安德烈·巴若涅（Amdre Barkpmet），他是总工会的经济社会研究中心的负责人，指责法共背叛1968年革命，脱党去参加统一社会党。同时，它也开除了一些急躁的革命分子，例如维希耶尔，他是古巴的同情者，也是全国越南委员会的领袖之一。每一个支部和每一家工厂里都有人询问，党是否放过了终身难再逢的机会。但洛歇、塞古伊以及他们的伙伴不为所动。事后这位总书记宣称，这是“党及其领导最大的成就”。
为了了解左派在危机中的态度，还有一点是需要说明的。共产党、左联、它们那些勉强的合作者，以及在最后阶段参加这场政治角逐的孟戴斯—弗朗斯，通通都反对起义和暴力革命。十年来他们一直攻击戴高乐政权，说它是靠政变产生的。他们不屑采取同样不正当的手段。不过，用革命推翻一个政府，和仅仅迫使一个已经显然分崩离析的政府下台是不同的。左派没有犯前一种罪恶，但他们确实企图做后一种事情。戴高乐说国家受到了共产党阴谋的威胁，这种巧妙但恶意而不公平的攻击有一点薄弱的根据，就在这里。这种攻击，使戴高乐在1968年6月的选举中获胜，但使他终于丧失了继续自命为代表整个法兰西发言的资格。不过，关于这个戏怎样结局，留待下章再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