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高乐将军在什么时候决定反击的？他是独自一个作出这决定的——也许是在5月28至29即星期二至星期三的夜间。是什么原因促使77高龄的他，这样惊人地振作起他的才智？他的政府在星期二晚上完全陷于混乱，到处都是敌人。他的命运从来没有这样低沉。他考虑退休，而他的国务总理显然并没有怎样劝阻他。然则为什么他在星期三破晓的时候秘密召来直升机和座驾机把他载去德国呢？我们相信，他去巴登—巴登的时候，已经决心战斗了，不用等那些将领们鼓起他的勇气。他去那里，主要为的是布置一个必要时进军巴黎的计划。他身为军人政治家，决不会忘记，坦克车说的话比国会议员更有力量。
法国的极右派，误解戴高乐反对美国和拉拢俄国的政策，时常指责他过份纵容共产主义。其实恰好相反：他一方面追求法国的崇高和独立地位，同时是比任何人都无逊色的共产党的凶猛反对者。一切证据都表明：他是在星期二夜间共产党摊牌的时候决心反攻的。共产党明说他们决意取得应有的一部份政权；他们再不肯被拒于政府门外，而显然无论米特朗或孟戴斯—弗朗斯都不能压制他们。因此法国有落到共产党手中的危险。这就是迫令戴高乐没有第二条路可走的形势。退休是不能考虑的。他必须留任来挽救法国，像他过去屡次所做的那样。他的分析无疑就是这样。他一定也想到：洛歇放胆说出他们的立场，正好供给了他所需要的武器，就是在法国仍然很普遍的对共产主义的恐惧。根据这样的解释，是因为米特朗拉拢孟戴斯而对共产党冷淡，才刺激共产党说出它的野心，因而引起戴高乐的反应，结果整个左派都受害。戴高乐的巴登—巴登之行，固然是他反攻计划里必要的一步，同时可能也恰好满足他的戏剧趣味：他想到全世界紧张地等着看他的行动，可能不无快乐之感。
戴高乐星期三晚回到科隆比，在书房里独自起草简短的演说词，预备次日发表后便恢复办公。他还打了几个电话，没人知道打给谁，只知有些主要的戴高乐派人物最近本来陷于绝望之境的，一夜之间就变得大为不同了。星期四上午有一个暗示，当时仍在自我陶醉中的左派简直完全没有注意，就是戴高乐党秘书长罗伯尔·普雅德（Robert Poujade）发表的声明，其语调之充满自信，在当时情势中显得很奇怪。他说：“政府不会向颠覆行动屈服，篡位的梦想行将破灭。”普雅德是一个年轻学者出身的政客（和五十年代初期那个小店主运动的领袖普雅德没有关系），在四十岁的年纪就成为现政权一个主要人物。靠蓬比杜的势力，他在党机关里充当了专任的头子。
蓬比杜也知道戴高乐要在星期四上午带着战斗精神回到巴黎来，不过他无法知道戴高乐有什么秘密的战术计划。巴登—巴登之行，事先没有通知他；他也不知道戴高乐是否已经明白全民表决的计划不可行，只有宣布举行大选才能平息舆论的不满；尤其是，他没有气氛觉得自己的职业是稳定的。
除了一二忠实的戴高乐派之外，谁都完全不知道将有什么事情发生。连戴斯田（Vaslery Giscard d’ Estaing）这样接近政权中心的人物，他是独立共和党领袖，该党在政府中有两个部长，星期四那天上午都一无所知。他在一个公开声明中说，他拥护戴高乐继续担任国家元首，但要求蓬比杜解职，并重新选举。那天上午在法国政界中流传的话是：“两个乔治都失败了”——一个乔治是乔治·塞古伊，被下层迫使转向的总工会领袖，另一个乔治是乔治·蓬比杜，他非常艰苦的努力并未能把脱缰的局势控制住。
将近中午的时候，戴高乐回到首都了。全国都在屏营彷徨中等待他的决定。国民议会一片焦急。在餐厅里，议员们一边吃午餐一边耳朵贴着半导体收音机。两点半，戴高乐单独接见蓬比杜。（谣传蓬比杜因戴高乐不让他知道他的打算而愤怒欲狂，对戴高乐说：“这真不能忍受！我要辞职！”总统心平气和地回答：“得了吧，好朋友！咱们谈正经的。像你一向要求那样……举行选举好吗？”）半小时之后，他们两辆黑色鲸鱼一般的雪铁龙汽车慢慢开进艾丽榭宫的庭院，戴高乐政府的27名部长都来开内阁会议，其中有些是最后一次了。当他们还在前来集会的时候，已经有一队队响着号角的汽车，插满三色旗，开过艾丽榭宫前面的圣东诺雷区，向两旁撒传单，号召民众当天下午在孔阔德广场举行拥护戴高乐的示威。普雅德的工作干得不错。
然后，下午4点31分，戴高乐向全国发表广播演说。在短短的四分半钟之内，他凶残地粉碎了左派政党立即获得政权的梦想。他要战斗。他把话吼叫出来，仿佛是在阅兵场上。他在过去24小时内把各种可能性都考虑过了，现在已经下定决心。“在目前形势中，我不会退让。我负有全国人民委托的责任。我要履行它。”他不撤换国务总理，但内阁要改组。国民议会立即解散，举行大选。以前提出的全民表决要延期。国家受到共产党独裁的威胁——他这样说。这个“极权的企业”，希望法国听任一个利用国民绝望情绪来夺位的政权支配。“哦！不行！”法兰西共和国不会让位。要“立即在各地”发动公民卫国行动，协助巴黎的中央政府和各省的省长——就在此刻把省长改为名为“共和国专员”，使人想起在“解放”初期所使用的名称，当时这些官员有很广泛的权力。如果实力的较量继续下去，他准备采用“其他手段”。这话暗示到军队，是武力的威胁，是马絮将军的影子。
戴高乐的秘密武器，即善于说话的本领，这次仍旧保持着，这是他的拥护者大感欣慰的。他们觉得脱离了深渊。但演说中没有一个字提到罢工工人的正当要求，或是青年人的愿望；纯粹表现出他的对全国同胞咄咄逼人的轻视态度，以及只有冷战初期才有的那种死硬的反共立场。不过，这是多么惊人的复辟行动啊！“经过24小时的神秘莫测和无比紧张之后，那悲剧的英雄人物突然带着满口挑战的话从地板门跳出来，那些企图夺位者还以为他一掉下去就永远不能再上来了呢。”（注1）
他高呼“法兰西万岁！”的声音刚响完，戴高乐派群众就涌到街上向孔阔德广场集合。戴高乐定出了音调，“恐惧党”（纠合起来的保守派群众）跟着唱起来。政府在寻求支持的时候，取消了一切限制。在危急的时刻，它不管动员到街上来的是老贝当派，是萨朗将军的拥护者，是莫拉派的民族主义者（注2），或是维琪政府和法属阿尔及利亚的后继者。对共产主义的一致恐惧，使戴高乐主义里面从极右到左派的一切意见都互相接近起来。在这大恐慌的时刻，政府改变了性质，或者至少改变了形象。一车车拥护者从外省火速载来巴黎，扩充游行队伍，长途汽车摆在横街里一直等到游行完毕。
人流经过孔阔德广场的漏斗口入香榭丽舍大街，然后走去艾特瓦尔的不熄火焰，那个象征不配的民族主义的地方。示威人数比前一天共产党所发动的多出一倍，压倒了总工会的大牌。多数示威者的衣领都是洁白的，有的挂着勋章，许多妇女戴着手套，年龄大得可以记得“解放”时戴高乐本人在这条漂亮大街上的凯旋游行。他们喊着“不许共产党通过！”也喊着“康边迪到大浩去！”（注3）和“法国属于法国人！”这类攻击性的口号。长期沉默的右派，终于走出街头，借用了左派的做法。他们不是举起拳头，而是竖起手指作V字胜利象征。他们不唱国际歌，而不停地唱马赛进行曲。三色旗战胜了红旗和黑旗。整个兴奋的场面都渲染上红白蓝三色。
当天下午戴高乐亲笔写信通知国民议会和参议院的两位议长，沙邦·迭尔马（Jacques Chaban-Delmas）和蒙奈维，说两院已经解散了。这引起激动的场面，反对党起立高唱马赛进行曲。首先起来评论戴高乐演说的是米特朗。他说：“这是独裁。这等于号召内战。”但戴高乐派的部长和议员戴起国会议员肩带，举着三色旗，排队走去参加孔阔德广场的示威。政府在忠贞的暖潮包围之中觉得安全了。
戴高乐的意志像燃料一样注入整个政府机构，使它开动起来。国家实行反攻，以夺回过去三周间丧失掉的权威。内政部长富歇亲自打电话给每一省区的长官，勉励他们坚持立场。这是他次日被免职之前所做的最后几件工作之一。反革命一开始，全国的心理转变得闪电般快。戴高乐派的游行群众大骂米特朗为社会公敌。那天晚上，有一队戴高乐派的暴徒在圣日尔曼大街上追逐他，他逃入一个门道，得到一批学生同情者搭救，护送他回家。
巴黎四周都有军队调动的消息，乡村道路上可以看见坦克车。政府宣布要征集有技术的后备军人入伍，用来维持主要的公用事业。全国各地纷纷成立半军事性的公民行动委员会，有一两处地方，他们为了庆祝他们的暴徒行为合法化而向工会或共产党机关开几枪。5月31日星期五破晓前，武装警察占领了卢昂的邮政总局，把工人纠察队赶出去。这是头一个破坏罢工的行动，从邮政工人这个较弱的部门开始。
政府所赞助的秘密投票，使零星的复工变成一个逐渐扩大的运动。消息传来，一厂接着一厂的罢工工人开始和雇主谈判。经过一个时期的自由之后，国家广播电台的论调这时仿佛很巧妙地改变了，评论员顺风转舵。但要作出最痛苦的转变的，还是共产党和它所领导的庞大的总工会。在这场巨大的扑克牌赌博中，戴高乐提高了赌注。共产党如果要抗辩他的行动的合法性，就不免要采取他们一向极力避免的起义路线。于是他们不声不响地把星期三所提出的“人民政府”政治口号收起来了。到星期五，全国各工会都说愿意和政府谈判他们的经济要求，无须任何先决条件。一夜之间，罢工的政治性就剥掉了。
左派，社会党和共产党都一样，被戴高乐的猛烈攻势冲击得立脚不稳。他们因被他不公平地攻击为阴谋革命而无法动弹。其实革命正是共产党所极力避免的。至于米特朗，他也许太莽撞，却从来没有存心作乱。戴高乐为了挽救自己，不惜污蔑他们阴谋作乱，把他们摒诸共和国之外，号召普通公民武装起来把他们打倒。他这样的做法，把自己的拥护者团结起来了，却把全国分裂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左派从露骨的实力较量退缩下来，致力于戴高乐被迫接受的竞选运动。但他们从头起就是吃亏的，因为他们要向那因上月的暴力行为而在心理上受到创伤并且感觉迷惑的社会人士辩白戴高乐对他们的攻击。新阶段开始了，但左派一直居于下风。“我们没有改变，世事改变了。”共产党在实行一百八十度转变的时候对党内战士这样说。
注1：1968年6月1日世界报上Sirius（即编者Hubert Beuve-Mery）的话。
注2：莫拉派的民族主义者——由其领袖莫拉（Charles Maurras）得名，是一个极右的派别。该派主张恢复王政和天主教的国教地位，反对十八世纪的法国大革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与维琪傀儡政府合作。——译注
注3：大浩（Dacjai）是德国南部慕尼黑附近的一个市镇，纳粹党一个臭名昭著的集中营所在地，营中主要拘禁政治犯和犹太人，约有24万死难者在营中焚尸炉焚化。——译注
第十六章 反革命在选举中的胜利
五月革命不但没有推翻戴高乐将军，反而使他的政权得到强有力的新生命。5月29日那天他看来是完结了；但刚刚一个月之后，经过6月23日和30日的选举，他又重握大权，所占国会议席的多数，为共和时代法国前所未有。在危机过后这几个月里，人们计算着损失，悲观地衡量着法国工业、法郎价值、法国国际地位、以及总统威望所受的损害。但，反过来，也大有理由说这次爆炸是一次有益的震动，使血管硬化的法国社会重新血脉流通。造反运动比什么政府调查都彻底，把损害法国的种种毛病检查出来，并且，使戴高乐由于选举胜利，有办法来把这种种毛病纠正。没有几个政治家这样幸运。
现在没有什么人还记得：在危机爆发前仅仅一个月，全国是在一种停滞的、死气沉沉的状态中。有一位著名的新闻评论家，世界报的比耶尔·维扬松—蓬德（Pierre Viansson-Ponte），说她真觉得厌烦。在内政方面，政府已失掉推动力和领导性；经过十年的统治，它是自满多于创造了。戴高乐显出地可否认的老态，日甚一日地把权力付托给他的储君蓬比杜；在巴黎政界中最多谈论的话题是“戴高乐过后的政制”。经过1968年6月选举之后，谁都不能再诉说厌烦了。返老还童的戴高乐正准备着手他惊人事业的新阶段，包括对法国社会关系和工业关系实行深入的改造。所以，这是五月革命的离奇现象之一：它没有了结戴高乐的统治，反而处长了它，并赋予新的任务。
这个时刻真有层出不穷的怪事：一个本质上是超议会性的危机，公然反对或忽视传统政治形式而在街道上展开的，竟由一次典型的国会选举来把它解决了；共产党正在不遗余力地压制它左边的那些阴谋捣乱分子的时候，反而遭人指责它有阴谋；戴高乐得到右派广大选民支持而复得政权，但他的竞选政纲却是左派改良主义的——至少明摆出来的是如此；蓬比杜本是这次胜利的主要设计者，却在事后简直立刻就被戴高乐总统免职。不过这些都是后话，按下不表。
戴高乐派的胜利是两个大潮流所造成的：一个直接起源于五月危机，另一个不过是法国政治模式的继续。即使不发生这次危机，如果在1968年6月举行选举，戴高乐派也毫无疑问会胜利——但胜利不那么大。政府方面战略家的技巧，在于把这次革命变成单纯对他们一方面有利。尽管这次事变暴露出戴高乐派十年统治的种种失败之处，也暴露出政府在危机时刻的无能，但单纯靠反复地拿暴力行动和共产党阴谋这两个鬼怪来吓人，政府就把革命这笔负债变成了一笔巨大的竞选资产。这个战略赢得选票，但以真理为代价。它歪曲革命的真象，用最可怕的色彩把它描写成共产党策动起来夺取政权的运动（其实根本不是，连意外地变成这样都不是），而不理会那促成这次爆炸的对自由和对职业上的自治的渴望。
虽然罢工者数以百万计，这次革命却是少数知识分子精华，即学生和专业人员的事业，他们全都明白：法国在无数方面都需要解除僵硬的官僚控制和琐细的规条。这是造反运动的深刻意义，但只有少数积极分子领会这一点。工人参加这个运动，是为了争取他们自己的性质完全不同而主要是物质性的要求。工会的下层有些青年工人受到革命精神感动，同时，上文已经说过，有些工会，例如民主总工会，争取在工业管理制度方面实行一些极为激烈的改革。但这些思想对整个工人阶级并没有多少影响，它的绝大多数是一心只想在现实社会结构内部追求较多的物质福利的。大多数法国人还不了解那种促使知识分子起来造反的在文化上呼吸不自由的感觉。多数人起初对首都的风潮大惑不解，不久之后就变成大起恐慌。他们的恐惧，听到戴高乐将军5月30日的善恶分明的分析之后，只有加深。听见他说及共产党的颠覆行动，他们以前带着恐惧和迷惑的心情在电视上看见的暴力行为突然变得意义明显了。全国人民中没有几个能够区别共产党和那些革命“小集团”，所以把他们混为一谈，当作同一的威胁，而不知道他们是誓不两立的。每一座街垒使反对党损失数千选票。
竞选运动的时间很短，而且异常地缺乏教育性。没有一个候选人提出详细的纲领，而一味地对敌手大肆造谣诋毁。蓬比杜给这次竞选运动决定步调，而且指定角斗场所。他在投票前夕的广播演讲中说：“如果（去年）左派联盟胜利了，米特朗先生就会坐在艾丽榭宫里；共产党也参加了政府，那么，共产党就会像在别的国家里做过而且做得很成功那样，逐渐但毫不放松地伸张他们的控制权，一直到实行独裁为止。那时米特朗先生或是屈服，我相信他多半会这样；或是设法反对，那么就会像以前在布拉格发生过的那样，他被人家从窗户推出去（注1）。那么今天就会有红旗飘扬在艾丽榭宫，在马提雍大厦（总理官邸所在——译按），在全国各市政厅……”为了使这个论点更深入人心，戴高乐派或组成“保卫共和国同盟”（UDR，保国同盟）来参加这次竞选——这个新名义让人家觉得只有他们是共和自由的保卫者，只有他们高举三色旗压倒反对党那些邪恶的黑旗与红旗。戴高乐派靠这种唤起莫大恐惧的手段，取得了选举胜利。
左派遭受这样的攻击，只有采取守势。蓬比杜巧妙地把攻势指向敌方最弱的两点，就是共社两党联盟，和米特朗的民社左联的内部关系。他痛骂共产党为不可接触者，藉此使两党的联盟关系陷于紧张，同时令民社左联一些分子，急于撇清与共产党贱民的关系而趋向中间派。在这方面，五月危机不过是把已存在的紧张关系（我们在第十三章里已经描写过）弄得更显著而已。民社左联的不幸，是在它正缓慢慢地进行着改造和统一化的时候遭逢这次危机。我们已经说过许多次，它是毫无准备的，所以在这次竞选中不免要吃亏。洛歇对于传统的共产党选民自信有把握，只进行一个迟钝而平淡的竞选运动，要使选民明白共产党并不是什么妖魔鬼怪。米特朗的任务比较艰难：他很热烈、祈求、雄辩——但没有效果。他要假装他的左联是统一的，但激进社会党的领袖盖拉（Felix Gaillard）和社会党温和派的马赛市长德费尔以及许多别人，都表示得非常清楚，他们怀疑与共产党联盟的政策——这本是米特朗的长期战略，但在这次危机中他自己又那么悲惨地损害了它。左派的烦恼还不止此。在它侧翼的统一社会党，像那分成无数小派别的学生游击战士一样，对共产党和社会党两党都作狠毒的攻击，这引起戴高乐派的快慰。近十年来，左派从来没有分裂得这样厉害的。所以，戴高乐的大胜有以下几种原因：恐惧，对共产主义的憎恨，左派的分崩离析。左派在危机的影响下发生分裂，右派反而因此加紧团结。在举行选举前一个多星期，秘密军首领得到释放并赦免，这件事情使1958年拥护戴高乐上台的各派势力十年来第一次互相妥协起来——这是学生革命派始料不及的痛苦结果。
一切条件都有利于戴高乐派，连选举的静止背景都是如此。二十年来左派一直在丧失选票，而右派和中派则增加。“解放”的次日，法国公民有百分之六十五投左派的票；1968年6月不过百分之四十二点六。戴高乐派向来是组织松懈的，个人崇拜的性质超过组织性，在1968年刚刚开始成为纪律严明、组织紧密的党。这一点对于竞选也有影响。在越来越向两极分化的政治光谱中，戴高乐的右派是训练精良集中指挥的，服从蓬比杜和普雅德的竞选战略宛若一个人，但对手方面则仿佛是十几个小族长分别指挥的部落军队。还有一点值得一提：法国选民也许是绵羊，据说戴高乐说过这话，但并非绝对无辨别力。这个六月间有一个情形是很明显的，现有的统治集团人物，蓬比杜，顾夫·德姆维尔，德勃雷（Miehel Debre），梅斯麦尔，等等，以戴高乐本人为首，看来比反对党那些选手胜任可靠得多——反对党那些人物要不是从信用破产的第四共和国出来的幽灵，就是少不更事的。选民们很可能这样想：如果必要实行激烈的改良，戴高乐经过这次危机惊醒与惩诫之后，也比那些反对党人物更有可能把它实现。
从5月30日戴高乐解散国会到6月23日第一次投票这23天里，没有一件事情足以使反对党欣慰的。造反运动并未随戴高乐发表战斗性演说而立即熄灭，工人也未立即复工。零零星星有些工厂自动复工了，但全国大多数工厂在进入六月份不少日子后仍在停工及占领状态，而罢工的要塞雷诺工厂，一直到6月18日才屈服，那时距离5月14日南特市发生最早的野猫罢工差不多有五个星期之久了。全国工业都在以格朗涅尔协议为基础，谈判更高的增加工资率——雷诺厂增加百分之十到十四，该厂工人本来已是全国待遇最高的；但民主总工会关于承认厂内“工*力”的试验性要求，却没有一处被接受。1968年5月的大罢工使人人的工资都增加，有许多人还得到缩短工作时间，但并没有认真改变厂方与工人之间的关系。
罢工崩溃的时候发生一些暴力行动。6月10日星期一，就是竞选运动开始的日子，有个17岁名叫吉尔·陀田（Gilles Tautin）的中学生，是亲华的共青联（马列）的会员，因逃避警察追击而淹死在弗凉附近的塞因河里。他是去鼓励雷诺厂罢工工人抵抗厂方召来的警察围攻的。他的死亡引起在巴黎一整夜的零散冲突。照例地挖起铺路石块，锯倒洋梧桐树，筑起许多街垒来，也照例有许多人受伤和被捕。新鲜的景象是：示威者爬上屋顶，用瓦片和莫洛托夫鸡尾酒投向警察。有五处警察分局受攻打，群众喊着：“他们杀死了我们的同志！”星期二破晓时，在法国东部索朔地方的褒齐渥汽车厂，有个年轻工人被子弹射穿胸膛毙命。这里也是厂方召来了警察防暴队。没有人知道是谁开的枪，但只有警察才有枪。在索朔还有一个工人在逃避警察攻击的纷乱中被打破头颅，次日死亡。在巴黎，星期四晚上由学联冒险发起举行抗议示威，同警察玩一场全市范围的狂暴的捉迷藏游戏。最近一个月内几乎每晚都有骚乱，但从来没有一次像这一夜的冲突范围这样大，遍及塞因河两岸，也没有时间这样长的。这一夜，消防队出动了三百次。有75辆自用汽车和10辆警车被毁。25棵美丽的老树被砍倒。示威者筑起72座街垒，分布在相隔数哩的街道上，超初防守着，终于在武器优胜的敌人面前急步逃走。千千万万的巴黎居民整夜不能入睡，隆隆的爆炸声响仿佛是炮轰。这是学生造反的临死挣扎，他们公然反抗戴高乐政府的最后的激烈表示，但也不啻给左派政党的选举胜利的希望钉上棺材盖。
6月12日星期三，政府已经有把握获得社会人士拥护，于是宣布全国禁止示威直到选举为止，同时把十二个极端派组织宣布为非法，加以解散，其中最重要的，有托派的革共青，革学联，“工人之声”派，国际共产党，国际共产团，亲华的共青联（马列）和马列法共，以及康边迪的三二二运动（注2）。革共青也许是这些组织之中最强大而且最有准备转入秘密活动的，比警察早一步赶到银行把存款提了出去；革学联和共青联（马列）却没有那么幸运。革共青领袖克礼文转入地下活动，但一个月后即7月16日在巴黎被捕。蓬比杜说：“我们的政策是忍耐和强硬——而一天比一天更强硬。”政府逐步把革命派控制的国家产业夺回，红旗扯了下来。把几十个令法国政府讨厌的外国人很不客气地驱逐了出境，在涉及西德公民方面，引起波昂政府的抗议。
政府的竞选运动，还有一个令人不安的特点，就是鼓励“公民行动委员会”在外省的活动。这些委员会每每是武装的流氓，在奥尔良、卢昂、和罗舍尔都曾开枪捣乱。在摩勒的选区阿拉斯，6月29日，即第二次投票的前夕，有个18岁的共产党竞选工作者被政府派开枪打死。
2840万选民要从2267名候选人之中选出487名议员。戴高乐派在6月23日的一次投票中已经占了上风，6月30日在第二次投票中获得彻底胜利，而左派政党则失利继以溃败。保国同盟不用同盟者帮助，单独自己就赢得295席（上届国会中197席），比绝对多数还超过51席。戴斯田的独立共和党——也属于戴高乐派，但不是“无条件”的——也赢得64席（上届43），成为国民议会中第二大党。在上届国会中，蓬比杜需要取得戴斯田勉强的支持才能凑够多数，现在用不着依赖他了。民社左联仅仅得到57席（上届118），共产党只得到34席（上届73）。统一社会党原有的三席完全失掉。至于杜阿梅的现代民主进步党，中间派立场，到底凑集了30席（原42席），恰好够资格组成一个国会党团。米特朗说这次选举的结果是“政治和心理学的欺骗行动”，洛歇说这是“走向法西斯的重大步骤”。他的副手马协补充道：“这完全是康边迪的罪过。”
无论是罗亚尔河南北，在法国每一个角落，戴高乐派都增加了议席，每每是在他们从来未曾突入过的反对党的坚强据点得胜。在首都，他们囊括了全部议席，只有一席例外。孟戴斯—弗朗斯一个月之前看来是那么接近于执掌政权的，现在在格勒诺波选区以132票之差被击败。米特朗派的人是悲惨的失败者（以议席计，倘非以票数计）。他十六名“副将”（“共和政团大会”的成员），1967年才进入国会的，这次全体淘汰了。社会党和共产党总共丧失一百席——议会左派史无前例的大失败。米特朗本来希望向选民提供一条代替戴高乐的可靠的左倾道路，现在对着这个彻底失败沉思。现在，当他自己的立场受人攻击的时候，他必须实际上从头开始重建他的民社左联，把它锻造成为统一的政党，再不是若干个带有轻微敌对性的“政治家族”的松懈联合。他要考虑：他那和共产党成立竞选联盟的战略路线——已经遭那么多选民明显反对的——将来是否有效。共产党想在法国经过议会手段得到政权的希望，比过去更渺茫了。以国会政党的身份来说，他们退回到最近五年来极力设法脱离的那个隔离地区去了。
五月危机的可惊现象之一，是有那么多的年轻人相信了街头直接行动比议会行动更有效果的见解。如果戴高乐派支配的国会表现出比上届国会更像是仅仅一颗橡皮图章而已，那么上述危险的倾向就会更加强。在1968年6月的选举中，拉丁区（学生的根据地）的弃权百分比（35.6%）为全国最高，这是偶然的吗？选民之中有三分之一是超过55岁的，这难道没有重大意义吗？戴高乐派议员的广大队伍（他们本身就足够成为一个小型国会，而不仅是多数派——有位评论家这样说）掩蔽革命遗留下来的仇恨和国民之间深刻的分裂。
不过，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六月选举及其结果对于法国的前途是无关重要的。在戴高乐制度之下，总统独揽大权。无论是这将近的三百名的新任国会议员，还是政府里那些忠贞的巨头，离开了他本人就没有任何真实的政治意义。把这个真象表现得再明显不过的，是戴高乐在1968年7月10日突然把他的国务总理蓬比杜免职。蓬比杜是他正式承认的储群，这一点似乎是政治上最确定不过的事实。5月30日，当危机发展到最高点的时候，戴高乐宣布：“我决不撤换我的国务总理”，接着还加上一些对蓬比杜个人热烈赞扬的话。次日蓬比杜改组内阁，排除了一些在危机中受到攻击的部长（他们的所作所为不过是执行戴高乐的指示）。顾夫·德姆维尔（外交部长）和德勃雷（财政部长），政府里这两个忠实份子互调职位。这一班新的人选似乎是用来长期执行任务的。但六个星期后蓬比杜本人也失宠了，恰在他大有理由居功的竞选大胜之后十天。这是奥托曼帝国朝廷式的政治砍头行为。
蓬比杜担任了六年总理之后，是除了戴高乐之外法国唯一披着所谓政治权威这件有魔力的罩袍的人。他设在马提雍大厦的官邸成为很大的权势和恩宠的源泉。他那会客厅里的富丽气派，有时令艾丽榭宫显得有点偏僻冷落。蓬比杜安插了他的亲信在许多重要职位上，他的见解也开始对重大决策发生影响。但他犯了一项重大罪恶，就是得人心——这是从下面来的拥戴，而不是上头的恩赐。因此，戴高乐红笔一勾，就把他毁了。顾夫·德姆维尔，如果不算政治家，总是一个忠实的侍臣，代替了他的位置。他不会抢走总统的光辉。
很粗略地说，1958年至1962年，是戴高乐总统把法国提高到一流强国地位的艰巨事业的“阿尔及利亚阶段”。那时他的工具是那烈性如火、忠诚不渝、非常勤勉的德勃雷。第二阶段，从1962到1968，称为“法制的阶段”，在此时期第五共和国在历次选举中巩固并合法化起来，其中六月的选举最有决定意义。这是蓬比杜的成就。现在第三个亦即“社会的阶段”，可能在顾夫·德姆维尔这个出色的技术专家统治者领导下开始。看来戴高乐已经决心引导法国走上一条独创的道路，就是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两之间的折衷道路，避免两方面的弊病，它的有魔力的口号是“参加”。
情形大概是这样：老年而狡猾的戴高乐，正在计划向左派的思想和哲学再作一次有利的偷袭。他在获得大量保守派选票而加强了权力之后，可能正要把法国社会作一番激烈的改造，其程度大可引起溃败了的法国社会主义领袖们的妒忌。这在一个77岁的人说来，真是政治上了不起的老当益壮的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