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小型革命实验:一九六八年的南特

  “我们什么也不要求。

  我们什么也不讨取。

  我们要去拿。

  我们要占领。”


          ——索尔邦墙头诗句


  在很不平常的六天里,从1968年5月26日到31日,位于布列塔尼半岛南部罗亚尔河口的南特市,简直成为一个自治的苏维埃的所在地。有个罢工中央委员会——代表工人、农民和学生的团体——在市政厅里成立起来,实际上成为真正的地方政府。代表巴黎中央政府的驻在该市的省长,除了一个守门人之外,什么僚属都没有了,另外还有一支不大的警察队,但他不敢使用。


  这个“工人权力”的实验,尽管为时甚短而且很混乱,却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南特的罢工工人超越抗议的界线,达到了革命。在那里出现了新机构的萌芽,代替那些被罢工弄得瘫痪了的资产阶级国家的机构。这正是革命派所渴望的两重政权的一个榜样。可是没有人仿效它,而在南特本身,到了5月30日戴高乐发表强硬演说之后,它也不过维持几小时而已。我们在上一章说过,总工会极力反对这样的起义,同时全国大多数工人也完全不需要这个。无论如何,究竟工业社会能否容忍这种直接民主的无政府状态,是很值得怀疑的。但这在南特真正发生了——并不是幻想。这运动没有蔓延开来,令学生领袖非常失望,他们是一“占领”了索尔邦就号召工人起来和他们一同革命的。


  在五月危机当中有些非常的时机,看起来学生和工人的联合好像要实现了,例如5月13日大示威的时候,以及5月27日沙雷蒂运动场群众大会的时候(关于这事件我们将在第十四章里报道)。青年人手足之情洋溢,把阶级和民族的藩篱都打破。一群群学生开到工厂来支持罢工者。在索尔邦(后来在塞特街的心理学院也有)成立了一个“学生工人联络委员会”,注意学生与工人之间到处自然发生的接触。巴黎地区各厂的工人,时常自动来到这个委员会要求学生帮助——尤其是六月间,当罢工受到很大压力而有崩溃危险的时候。男女学生,革共青团员,带着完全像传教士那种献身事业和谦虚的精神,三三两两地去到工厂,设法展开讨论,散发传单,传播那种福音,说总工会是替资产阶级国家服务的、硬化了的官僚机关,必须在工场里创立新的革命领导。更热心的,是亲华的共青联(马列)的战士,他们根据”为人民服务“的哲学,放弃了学业,去工厂里当小工,更便利于传播他们的革命思想。这些年轻人,不论托派还是毛派,好像在敌人地区里活动的游击队,受到强大的总工会机关追击。他们的精神值得敬佩,不过成就甚少。法国的工会和英美工会不同,不能夸耀有大批交足会费的会员。它们往往只得到类似政党那样的支持:工人心中有数,要支持哪一个工会,但并不一定加入。它们的会员虽少,然而并不因此而缺乏效能。它们的组织严密,纪律严明。要在一家工厂里向总工会挑战,可不是玩耍的事情。


  学生革命分子所希望的,是工人超越“罢工和占领“的阶段,真正去侵犯经理的权力。他们想要工人在工厂一级成立工人管理的机关,作为工人国家的先驱。这种野心在五月里没有实现:在工厂里发生了许多其他的东西,但没有达到这个程度。在漫长而无所事事的罢工的日子里,爆发了热烈的谈论,也许是工人从来没有见过的。全国各地的罢工委员会建立了纠察队、了望塔和伙食供应,还主办星期日工人家属的康乐活动。在许多工厂,把经理禁闭在他铺着地毯的办公室里。有少数工厂,工人委员会开会起草民主管理的方案(注)。不过并没有对“头子”的权力作全面性的侵犯。如果有的话,统治阶级的反应就很可能更强烈了。


注:絮列斯尼地方的南方飞机厂的管工们,起草了一个野心很大的方案,要在全国飞机和太空工业中实行“民主管理“。参考世界报1968年6月26日Josée Doyere的报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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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8年5月14日下午3点,在南特附近布关奈地方南方飞机公司的工厂里,工会的代表决定把经理禁闭在他的办公室里,还有他手下一部分管理人员也同样被关进去。罢工工人派一个人在门口守卫。在室外安了一个喇叭,播放革命歌曲,“好让经理不用在思想上费力气就学会国际歌”(注1)。(播音是那么震耳欲聋,以致守卫者诉起苦来,因此到底关掉了。)环绕工厂的围墙,建筑了了望塔,由工人守望,他们晚上睡在货物箱里。这家工厂有2800名工人,是全国头一家被工人“占领”的工厂。这行动引起迅速蔓延全国的“占领”运动。


  南特市本来有凶悍好斗的传统,劳资关系很恶劣。它和它的孪生市镇,圣纳塞尔,经过战争摧毁之后,依靠一个渐趋衰落的工业——造船业——而重建起来。当地工人运动中有一批死硬的共产党分子,随时能够发动罢工。这情形当然令新的工业不愿意搬来这个地区。例如,当雷诺公司计划开设新厂时,不选择罗亚尔河口,而选择塞因河流域的弗凉。南方飞机公司很勉强才在那里开设了工厂,后来一直是除了麻烦什么好处也得不到。1957年有一次关厂,工厂由警察驻守,后来在1960和1962年,又发生关厂。1968年5月初,总工会(在南方飞机厂有八百会员)、民主总工会(七百会员)和“工人力量”总工会(三百会员),因为厂方拒绝考虑他们的要求,减少每周工作时间而不减工资,共同决定罢工。这就是5月14日把经理杜弗舍(Duvochel)禁闭起来的背景。罢工工人很快就组织起来。他们搭棚居住,作各种游戏来娱乐,又由志愿人员办一个食堂。


  像南泰尔的情形一样,学生在南特对于煽动起革命情绪也起重大的作用。五月七日,学生和教师联合罢课,声援当时已遍及全国的大学抗议运动。到了5月14日南方飞机厂的野猫罢工(注2)爆发时,学生赶紧把钱和从大学宿舍取出来的毯子送去支持工人。他们补充罢工纠察队的力量。中学生也参加这运动,在5月11日参加冲击南特火车站。工会方面,起初对于这些援助的提议反应冷淡,后来慢慢对学生友好起来,最后肯让法全学联和全教会(全国教育会)参加罢工中央委员会了,这委员会在5月26日成为市内主要的权力机关。其中委员会包括三大工会,两个农民协会(农垦总会和青农会(注3))和大学师生团体的代表。


  罢工中央委员会首先担任的工作,是管制进出该市的交通。早在5月24日,罢了工的交通工人,已经在进出南特的四条主要道路上设立路障,由他们在学生帮助下驻守。罢工中央委员会在5月26日成立后,开始发出汽油配给票,也发出通行证给那些货车司机,载运必要的货物供应罢工工人或供应郊区农场。(制度相当混乱;南特最大的工厂主之一申请通行证,也得到了。)地方警察不敢分散力量去进攻那些路障,而该地区的各镇公所也对这些新规例诈作不见。因此,有好几天该市和外间隔离了,受工人管制。


  还有一个同样带革命性的事件同时在该市发生,尤其是在勒巴梯约工人区里面。那就是,从5月24日起,勒巴梯约区罢工工人的妻子们,决定管制运给当地商店的食物。他们成立了街坊委员会,其他工人区的居民也来效法他们。这些街坊委员会和罢工中央委员会接头,中央委员会5月29日利用学校校址,开设了六家货物零售处。同时,那些农民协会号召会员合作,把粮食供应罢工工人。一队队工人和学生出城去帮助农民挖刚成熟的马铃薯。由于废除了中间商人,革命新政府做到了减低零售价格:每一公斤牛奶从80生丁降至50生丁;一公斤马铃薯从70生丁降至12生丁,红萝卜从80生丁降至50生丁。大规模的食品杂货店被迫令关门。有些小店还许可开门,但工会职员每天早晨来检查物价。工会分发粮票,援助比较困难的罢工家庭,三岁以下儿童给一法郎的牛奶,三岁以上的有半公斤面包和一法郎的其他食物。教员设立托儿所,照管罢工工人的儿女。


  工人和农民过去时常是不和的,现在开始合作了。电力工人保证挤奶机器用电不致中断;运送给农场的饲料和汽油都维持正常。农民来到南特,和工人学生并肩游行。三十二年前,1936年,有五万农民,大部分是受雇于大农场的,曾在南特示威,反对人民阵线。这地方过去是“树昂运动”的地区——就是十八世纪末页,保王党农民大规模反抗共和政府的现场。但时代不同了。今年五月,“王室广场”改名为“人民广场”。


  这样,有几天,南特尝试了人民政府的开端。这实验未能持久,除了作为罢工工人心中热烈的记忆。到5月31日,警察来进攻的威胁越发令人担心了。圣灵降临节的周末,使战斗性松懈下来。6月1日,罢工委员会决定取消汽油配给制,因为这不受驾驶人欢迎。6月1日到2日的夜里,路障也拆除了,因为恐怕巴黎会派武装车运队冲进来。紧急状态撤消了,生活恢复正常,省长也恢复他的权力。但南特已经干过一次宝贵的小型革命。



注1:关于南特罢工的详情,可参阅《五月记事》第一号,1968年6月15日。


注2:“野猫罢工”(Wildcat Strike)一词中的“野猫”的一般意义本是冒险,不实际,但“野猫罢工”整个名词,习惯上指未经工会批准的自发性罢工,所以有人译为“非正式罢工”。作者此处将南方飞机厂的罢工称为“野猫罢工”,但上文又说罢工是三大工会决定的,似乎自相矛盾。唯有直译备考。——译注


注3:两会全名为“全国农垦业总会”及“全国青年农业家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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