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革命的背景

经历一次革命,是一种令人兴奋欲狂的经验。看见权威被人藐视,然后被摧毁,是有点害怕的,但也觉得高兴。法国在街垒之夜以后的两三个星期里面,是处于革命中。这就是说,现存的权力机构——不但是政治权力,而且各种权力都一样——受到了挑战,在有些地方根本被推翻了,而且人们企图(不管这企图是多么混乱无秩序)用新的权力机构来代替它。学生、工人、积极的公民,自发地联合起来,在整个巴黎以及各省,组成数百个起义委员会。一方面有这种非常广泛的、反对旧形式既成权威的造反行动,同时还有一种剧烈而十分愉快的解放的感觉。各种各样的人,在各行各业里,都感觉到这点。一阵疾劲的清风,吹入铺满尘埃的头脑和办事处以及官僚机构。这种摆脱压制,这种如释重负的感觉,是真正革命的标记,证明这些正在实行中的转变,真正达到了革命的规模。


  突然之间,在一些难得的日子里,平日在生活中受到许多琐细规条诸多限制的法国人,享受到了原始的无政府社会的种种乐趣。这是一个没有警察的社会,人人自己当交通警察。尽管当时有种种生活上的烦恼,有罢工引起的不便,汽油用光也没处买,人们过后回想到这个时期,还是会觉得愉快,而且会把它当作快乐的日子记住。


  这些日子最显著的特点,是到处有人在聚谈——不但是偶然交谈几句,而且有许多完全不认识的人,聚集在街头巷尾,在咖啡座,当然也在索尔邦,热烈地长谈着。人们突然大谈特谈起来,好像是许多年来把要说的话储蓄着,留到现在才说。令人惊叹的是,大家都那么有耐心地听别人说话,仿佛这些无了无休的交谈,是一种集体的心理治疗。许多法国人都忽然发觉,过去他们互相之间的关系是太死板而多猜疑,太不友好了。仿佛整个制度都不对:孩子不能对父母坦白说话,雇员要向老板举手致敬,全体国民要在戴高乐将军和他的法兰西幻影面前立正敬礼。


  戴高乐十年的统治,无疑是引起五月爆炸的主要原因之一。他那家长式的作风,对新闻事业的控制,他的统治方式的伪善与浮华性质,通通都使青年人激怒,而不是得到好印象。这一切都和目前时代那种不敬尊长、怀疑一切、破坏偶像的精神相冲突。不过,戴高乐并非唯一该受责备的人。这个爆炸是对法国统治方式的反应,而这种统治方式并非自戴高乐开始,乃是自拿破仑开始的——而且上上下下都是如此。


  法国那种中央集权、等级森严的政府官僚制度的重压,超过多数其他国家,更显然超过英、美或西德。一切决策,甚至很琐细的,都要由巴黎决定。各省只有着急,生气,寄备忘录去给老远的部里。每一个部门都有小官僚坐在那里,把公文转呈给上一级,按照规章小心翼翼地行使他自己那份有限的权力。“拿破仑到底死了,法国历史上最长的时代完了”,世界报的一个评论员希贝尔·塞斯伯龙(Gibert Cesbron),在五月事件之后这样写道。(注:世界报,1968年6月26日)


  可是政府机关的那种顽固性,在法国的专门职业界里面也同样表现出来。多数专门行业的头顶上,都坐着一个大老爷——法国人有时称之为“大头子”——他的行为好像是一个王侯,无论是权威还是外快都不许别人分沾。这描写也许带有一点漫画风味,不过整个说来确实如此:在五月大震动之前,许多行业里,晋升之阶都被官僚作风、陈腐的传统、以及一辈子恋栈不去的人阻挡着。革命所开放出来的焦躁和违抗的洪流,就是反对在大学、工厂、工会、以及专门行业那里那一切官僚统治的。任何权威都逃不过。在日常生活的任何一方面,只要有人发出命令而要求人家服从的,都有人起来反抗这种制度。


  所以,这造反是针对法国社会体制的。在这个限度之内,它是法国特有的现象,但是,也可能结果证明,它是反对西方先进国家现代化暴政的初次爆发。如果真是这样,它就有更一般化的意义了。在过去十五年以上的时间,法国想加入最高级的国际竞争。过去几个世纪法国都依赖着保护贸易政策,现在却争先恐后地实行现代化,于是把生活方式都打乱了,其影响恰似那开始涌入法国市场的大量消费品一样。所有的工人,都想得到更多的消费品,想分到更大的一杯羹;可是有些人却讨厌流水作业方式的那种严格而令人厌烦的纪律,惋惜从前那种工匠的独立性不复存在了;另外有些人觉得这个忙碌而竞争激烈、靠广告歌曲推销货物的浮华世界,很不合脾胃。法国工业中的劳资关系,和英美比起来显得很落后。熟练工人、办事员、低级管理人员,都想对他们工作单位的业务情况多些了解,他们想参与种种同他们直接有关的决策,他们想有更坚强更积极的工会领导。这一切不满,还有无数其他的不满,都是造成五月爆炸的原因。


  这次革命最新鲜而富于创造性的阶段,是五月末尾那三个星期,从街垒之夜起,到5月30日戴高乐令人惊异地恢复信心为止。是在这时期,产生了新的政治词汇,把群众吸引来参加行动,成为青年革命领袖的同盟者。是在这时期,出现了那些起义委员会,体现人们对分权化的渴望,以及对自治的坚决要求,这些渴望和要求正是造反的根源。抗议运动一开始,革命者就宣传“直接行动”,反对谈判。现在的口号则是“直接民主”,反对议会制度那种正统的委派代表行使权力的方法。直接行动和直接民主,都含有“不断抗争”的意思——这就是说,要使资产阶级国家和它一切的机关,都不断受到骚扰和怀疑。任何事情都不认为是理所当然。“抗争”的形式,也可以是围困一个教授,“占领”一个学院,在街上示威以表示蔑视国家政权,或者把一个工厂经理关在办公室里。


  法国全国各地都自发地在基层上成立了“行动委员会”,这,一方面是决策的场所,同时也是讨论的场所。这是直接行动和直接民主这两个孪生的观念的实际(其实每每是不切实际的)表现。这些行动委员会,要担任革命变革的实行者。它们要成为一种新型社会的先驱,在这新社会里,人人都有发言权,也有权参与决策。这些委员会——其中最少有450个是在五月这三个星期内成立的,各自的作用和人数则不大相同——最足以表示出这次革命的特性。它们证实了那种说法:独创一格的新“权力机构”,亦即革命性的权威新途径,正在出现。热情激动的革命者,使用了“平行机构”和“两重政权”之类的名词。


  许多人觉得,这些观念,以及它们的实际形态,简直新奇得有点疯狂。其实并非如此。五月革命中有许多现象,都是过去革命的模仿,例如俄国革命,1918年德国革命,西班牙和古巴革命(据说真有一些天真而热情的人,打长途电话去莫斯科和哈瓦那,请教怎样干)。启发这些革命者的,最主要还是下列几种因素:法国的历史,巴黎的精神和建筑式样,那存在于法国人潜意识之中、但是在最接近表面地方的、关于激烈变革的记忆。例如,在巴黎的二十个专区(arrondissements)里所成立的行动委员会,就是1790年管理巴黎四十八区(Sections)的那些无套裤汉的委员会的直接继承者。无论当年或现在,这些都是由积极战斗的公民所组成的委员会。这些委员会,也是教育群众认识革命的目标和词语的地方。在1789年,酒馆是另外一个传播革命思想的重要途径。那些“细民”(menu peuple)就是在这种地方谈天说地,以及交换新闻。在1968年,担任这个任务的,是行人路上的聚谈,和拉丁区露天咖啡座,这些都是造反者的巢穴。许多咖啡馆为此付出了代价。例如圣米歇尔大街一家出名的卢森堡咖啡馆,在一个混乱的晚上,遭到警察猛烈攻打。到了关门的时间,那经理摊开双手,泰然自若地说:“诸位,今晚本店不关门;因为已经没有门了!”


  1789年,那些小册子作者和革命新闻记者,惯于每夜聚集来听取指示运动路线的口号。同样地,今年那些革命领袖,也每夜发出指示,指导那些对群众意见有重大影响的小册子,传单,标贴,和革命报纸。好像康边迪,梭瓦约,耶斯玛尔这样的人,当然是发动示威运动的重要力量,可是那些好像波涛一样冲过巴黎街道、担任守卫街垒的群众,也决不是被动工具:他们有很高度的政治认识。差不多他们任何一个,只要你问他,都能够用“正确”的术语说明造反是为了什么。他们把那些发动骚乱的“先锋”政派的口号和思想,吸收过来使用。这情形恰似1789年的革命群众一样,当时的群众被“自由”和“人权”的新思想唤醒起来,都懂得他们的目标是改变政府制度,并且能够把这点说明到某种程度。还有,也像1789年一样,只要一个消息,甚至只是一个谣言,就能够使一个本来是心平气和、并无多大恶意的示威行动,转变成为暴动程度的骚乱。例如,在1789年夏天,本来是趁着星期日安安静静地在罗亚尔宫花园里散步的群众,一听见内克尔(Necker)被免职的消息,立刻就激发起革命的活力(注1)。同样,今年六月在巴黎,一个中学生被警察追捕而淹死在塞因河内的消息,引起了蔓延全市的暴力行动。有什么能比1968年5月份的三个流血星期五,更像第一次法国革命中的“革命日”,即“无套裤汉”群众参加革命斗争的日子呢?许多字眼,简直像是有意从历史上抄来的。康边迪和他的同志自称为“狂人派”,为了纪念1793年那个极端派,它的领袖是雅克·鲁,特奥菲尔·勒克雷克(Theophile Leclerc),和让·瓦尔列(Jean Varlet),它曾对无套裤汉有重大影响。几乎巴黎每一家报纸,在今年五月都把索尔邦称为学生“公社”的总部——公社本是攻陷巴士底狱后所成立的巴黎地方政府的称号。还有,内政部曾多少次攻击那一小撮“为首者”,干脆把他们当作大革命时代的捣乱首领分子呢?



注1:见乔治·鲁德(George Rude)著:《法国革命中的群众》,牛津大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220页。译者按:此书有中译本,何新译,北京三联书店1963年出版。上述参考点见译本226页。内克尔是1789年法国革命开始时的宰相,当时被认为是开明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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