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ic,巴黎一个无家可归者的一天

Eric今年50岁,两年半前变成流浪汉。事业上的不如意,离婚带来的伤害,让这位前警局公务员“崩溃”了。他变得抑郁消沉,接着失去了工作。他的人生“陷入谷底”:巴黎的冬天,那些睡在停车场的夜晚,不停地拔打115-SAMU(巴黎无家可归者流动救助)的求助号码,有时候,可以在他们那找到一个床位熬过一晚。

6点59分,闹钟响起。Eric睁开双眼,在他旁边,放在床垫上的是他那从不离身的背包。他穿上西裤,从双层床上溜下来。在小间里,有两张床已经空了,一位室友正在收拾,还有四个人没睡醒。Eric从床垫下抽出前一晚接待处给他的浴巾,扯掉一次性的床单后出去了。通向各个隔间的走廊上开着荧光灯,地上堆满了前一晚用过的床单。Eric快速地用他的日常“清洁套装”洗了个澡,然后到行李寄存处找了件衬衫穿上。

Eric今年50岁,两年半前变成流浪汉。事业上的不如意,离婚带来的伤害,让这位前警局公务员“崩溃”了。他变得抑郁消沉,接着失去了工作。他的人生“陷入谷底”:巴黎的冬天,那些睡在停车场的夜晚,不停地拔打115-SAMU(巴黎无家可归者流动救助)的求助号码,有时候,可以在他们那找到一个床位熬过一晚。在2010年10月,他在“庇护站”-一个位于第13区、由“面包屑”协会管理的、拥有426张冬季床位(夏季200张)的紧急收容中心里-得到了一个位置。

在8点30分,食堂供应完早餐之后,庇护站就会关闭。数百个SDF(无家可归者)重新回到街头,被迫在广场和地铁车站游荡直到晚上再次开放。等待、漫长和寒冷的一天,开始了。我们和Eric一起渡过了这一天。

8点25分

“你好,Didier,你要去公园吗?” 在对面的人行道上的是52岁的Didier,绰号“布列塔尼人”,是Eric的朋友:他们有时一起下棋。前警察与前咖啡店伙计在两年前结识于庇护站,当时他们都失去了一切。两人背着包一起回到Charles-Fourier街。第13区已经是他们的领地,烂熟于心,那儿的习俗和地标多得数不清。

8点35分

在离庇护站几十米处的热气球广场,Eric每天都能找到他那些富有耐心的伙伴,他和他们一起喝着廉价啤酒打发时间。在这三张长椅上,一如既往,他们要待上整个上午,一个没有尽头的、荒诞的上午,有时会被一些事打断,象到CAF(住房补助机构)报道一下、几小时的“工作时间”(乞讨)或到超市补充一下营养。

时间慢慢溜走,几个“常客”占距了这三张长椅,每人都有一个绰号:Eric,绰号“比利时人”因为他的原生国,Didier是“布列塔尼人”,Nacer,来自阿尔及利亚的马赛人,绰号“西瓜”,向他的体形致敬,Jurgen,绰号“闪电战”,“战后唯一一个没有被解放的德国人”,Thierry,“留尼旺人”,Jean-Marc,绰号“Marc”,还有Jérôme,绰号“贝尔莫多”或“阿道尔船长”,他因为酗酒和神经方面的问题颤抖得象落叶。“顽童”和“小丑”则没能熬过这个夏天。

8点40分

Eric、 Didier 和 Jean-Marc 各自把电话贴紧耳朵,他们一言不发,在等待。他们在为Jean-Marc找一个床位,他的心脏不适治疗出院后,这几个星期一直在街头露宿。他们只有一个号码可以拔打:115 。而总是一个相同回答:“你好,接线员正忙,请稍后再拔”,还用几种语言重复,法语,英语,俄语或者阿拉伯语。

有时候,有人接听了电话,“他们让你等等,这可能持续10分钟到三刻钟,然后他们对你说19点再打来。当你再打去时,已经没有位置了”,Eric总结说。近年来对紧急收容的申请剧增:2011年1月到12月增加了17.5%。SAMU(无家可归流动救助)已经饱和。根据重返社会协会国家总会的数据,在9月份每四个曾经拔打115的人中有三个没能得收容推荐。

Jean-Marc运气不错,15分钟的音乐等候之后,他们为他找到一个床位渡过今晚,“但没有后续”。“这完全要看运气,有时候是一晚,有时候是三晚,通常是什么也没有。决定权在电话的另一头。”

9点07分

“你已经有了?是吗?庇护站的一个床位?该死的杂种!该死的115!” Nacer,又叫“西瓜”,并没有为Jean-Marc感到高兴。等待,乐透般难得的床位,又一个晚上要露宿街头的预景有时候会导致压力和嫉妒…… “这真不是人过的日子,一无所有。我对这些烦透了,受不了了。那个115,他们让我19点再打。他很生气地出示他的袋子,就是这个让我恼火。我睡在公交车候车亭、地铁、公园……我不能带着一个袋子去工作!我想要洗个澡,有件羽绒……”

9点46分

是时间喝第一轮啤酒了。Koenigsbeer是最便宜的,酒精浓度7度的在家乐福超市只卖54生丁。他们烟一支接一支,啤酒一罐接一罐,打发着时间。“当没事干时,白天变得漫长,特别地漫长”,Eric叹息道。

9点50分

Nacer出发去Charonne见一位社会福利员,理论上他应该能为寻找住处提供一些帮助。若有个住处存放他的袋子,他说能在BTP(房建和公共工程协会)找份“在一小时内”的工作。他对面试并没抱多大的希望。“我把袋子留在你这”,他对Eric说。

10点07分

Didier“烟蒂巡游”回来了。一般来说,他会把它们剥开以便做成卷烟。但那些剩下较多的香烟蒂就直接这样抽了。残留的烟蒂只剩下烟嘴了,他双腿交叉坐在长椅一端,剪了一张填字游戏的表格。“这些是从《巴黎人报》上剪下来的,它们够简单。”

在布列塔尼当了8年DJ,又在夜总会当过酒吧侍应,Didier在1997年来到巴黎,当了几年的咖啡店伙计。在2010年九月他失去了工作,而带给他致命一击的是:税收调整。“我赌了一把,输了,他承认。开始时,我欠了3 000欧元,但加上利息,欠款变成8 000欧元。然后某天走在路上,我意识到我是不可能还清这笔钱的。”

领取失业补贴期结束后,Didier不再有任何的收入。他向RSA(就业互助收入)提出的申请还在轮候中,他每周乞讨两到三天。这个下午,他将去Pasteur地铁站“干活”,他经常在那儿蹲点。

10点25分

在Eric的包里,有一张巴黎地图、一本关于Bourvil的书、《观点周刊》关于《丁丁历险记》人物的一份特别报导、一些数独游戏、剃须泡沫、剃须刀、短袜、一条三角裤、除臭剂、一部收音机、一些电池、一个开瓶器(“非常重要,人人都应该要有一个”),还有一些行政文件。他还带着两只乒乓球拍。“Didier,要玩吗?”

10点32分

三个小孩手上拿着球拍闯了进来,毫不掩饰地觊觎着球桌。这是广场整个上午的第一批访客,两个不怎么样的球手赶快让出球桌。“他们,打得比较好”,Didier笑着说。

10点46分

到了第一轮补充养份的时候了。在意大利第二商业中心前,Eric 和 Didier 与José擦身而过,“总是在相同的地方”,固定不动,一张被悲伤石化的面孔,就象在惊骇的一瞬间被火山熔岩突袭了。有点远,在波兰人的街区。

10点54分

在家乐福超市,目的地是啤酒柜台。手上抱着8罐50cl的Koenigsbeer,他们过了收银台。“他们为没钱的人提供这些,Eric说。互助,很重要。”

11点43分

Nacer面试回来了,一无所获,意料之中。他很烦燥,近乎攻击性的,被紧急收容体系中对“疯子”和“完全不会说法语”的外国人优先安置的做法所激怒。“我已经睡在路边三个星期了”,他愤怒地说。

11点45分

“闪电战”Jurgen擤着鼻涕。蓝色羊毛软帽紧紧地套在他满是皱纹的老脑袋上,他整个上午没出过声。他能这样保持安静一整天。

11点52分

Nacer用拐弯抹角的话影射住在马赛他父母家里的儿子。而他的妻子过世了。Didier也是一位父亲:他有一个女儿,住在布列塔尼,和她奶奶住一起。她今年25岁,自1999年起他再没见过她,那年她13岁。“我们通过几次电话”。Eric,他有两个女儿,分别是21岁和“18岁半”。自2005年后就音信全无。

留尼旺人Thierry也曾经有家庭。出轨离婚后他流落街头。“是我的错,我曾经出轨过。” 一滴眼泪划过他的脸颊。昨天的露宿让他精疲力尽。他已经42岁:“我有工作的能力,我只是想让自已摆脱这种困境。可是没有住所,不可能做到。”  “应该要帮帮我们,他接着说。我不是种族主义,但我们是同一民族,应该让法国人优先。有些人就是唯利是图。”

12点01分

Eric拿出他的小收音机。Abba的《Dancing Queen》的头几个节拍伴随着收音机的噼啪声:“我们总是听怀旧歌。我们是老人了,爱回忆过去。”

12点30分

“瞧,那儿有小鸟,就是说现在是中午12点半了。” 一大群鸟儿涌进公园。热气球广场上的流浪汉有时会带面包来喂这些雀鸟。“不是鸽子,鸽子是祸害。我们不喜欢,它们栖息在树上,还在你头上拉屎”,Eric 解释说,往事可以作证:“顽童(今年过世了)有一天发现在他新买的麂皮背心有鸟粪,他一直没能抓住它。”

12点40分

Eric通常会跳过午餐,和他许多的伙伴一样。不过现在,手上还有一点钱,他决定去一趟在意大利大道上的Quick便利店。在一个巨形建筑前,他讲叙了他的一生。“我曾有过房子,两辆汽车,一份税后2 000欧元的月薪,一个妻子,两个女儿”,他列举了在比利时当警察时的生活片断。离婚,工作压力,抑郁:他抛开一切,在2005年搬到了曼恩-卢瓦尔省,在那他干一些季节性的工作。在2009年底他失去了那份工作,于是来到巴黎碰运气。

街头,115,困境……从去年开始,Eric找到一份临时工作,在庇护站留宿的流浪汉有三分之一也在做。他为那些无法独自搭乘RATP(公交车)或SNCF(法国铁路)到他们目的地的人们带路。这是就业中心的合约工作,每周工作20小时,每个月他可以赚得650欧元。但他依然是SDF(无固定住所者)。“堕落比向上要容易都多”,他总结。

14点

如同往常,Eric要去一家位于第5区、由一个小协会管理的日间接待所-五之心转转。它运作得不错,环境很居家,人们可以为自己煮咖啡,还有桌上游戏。

14点22分

Didier 和 Eric 会合了。两个老伙计一起加入到拼字游戏中。在第二轮,Didier在他的拼字架上拼出五个字母的单词:“Loyer”(房租)。可是字迷格上位置不够:他要填“Rayé”(条纹的)。

在他们桌上,Brahim没有心情玩。“这是个灾难”,这位51岁的脆弱先生一边喝着咖啡,一边不知疲倦地重复说。Brahim是摩洛哥人,在意大利住了12年,在那里他一直有工作,先是做厨师助理,后来在菲亚特一家加工企业的工厂里工作。他的孩子还在摩洛哥。“我待在这里是为了他们。” 在2008年,工厂受金融危机影响而倒闭了。他流落街头,人生的“第一次”。对露宿和到处寻找住宿地的厌倦,促使他在七个月前来到巴黎碰运气。“许多的意大利和西班牙工作移民者在此时来到法国,因为在那边,什么也没有了”,他解释说。然而危机并没有被阿尔卑斯山和比利牛斯山阻挡住。Brahim已经露宿七个月了,每个白天都在拔打115,希望能找到一个床位。他已经精疲力竭。“这是一场灾难,我从没想过我会这么活着。”

15点40分

Eric 和 Didier搭乘地铁,目的地是Pasteur,是Didier“工作”的地方。Eric,他不乞讨,这不是他的专长。“我做不到”,他悄悄地说。而且他也不需要,他有一份工作。而Didier,什么都没有,即便是RSA(就业互助收入)。

前咖啡店伙计拿出他新的“工作工具”,一个麦当劳的50cl大口杯,他写了两张一样的纸板,一张放前面,一张放后面:“接受所有工作”。Didier放了三个硬币在杯底,他的“商业基金”,然后在地铁出口处的人行道上坐下来,因为地铁里面是“被禁止”的。当他收到12个硬币时,他从杯子里取走它,以防被偷。“有些小规矩还是要遵守的,这是份职业。”

日历和地铁对他们同样重要。“我总是去相同的地点,因为通常会给钱的都是同一些人,而且他们认得我。我首选周二和周四:周一,人们重投工作,心情不好,而周五,好一点,马上就到周末了。天气也很重要:当天气冷时,人们更大方。但当下雨时,什么也没有:一手撑着雨伞,一手拿着手机,完蛋了。”

19点

Eric重新加入到庇护站的等候队伍中,等待一份晚餐和有张床能睡一晚。

在经过12小时的游荡和小小的常规节目后,Eric 离开在地铁站的Didier,又重新回到Charle-Fourier街,回到等待用晚餐和睡觉的“欢迎”队伍中。其中一个伙伴跟他打招呼:“你可以准备羽绒服了:他们说周六早上是零下1度。” Eric取回一条毛巾、一条一次性床单、他的沐浴套装,爬上去铺床。然后爬下来去食堂吃饭,在出去到对面的人行道那儿、离杂货店不远处喝一杯前,他可能会和同伴会合,又或者自己待着。“有时,我想要安静的呆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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