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全世界每一个有学生闹事的国家都在寻思这个问题：法国那样的情形会不会在我们这里发生呢？没有一个国家可以自满自慰。当然，革命不是单靠革命家造成的；还有有革命的形势让革命家看出来而且加以利用才可以。要周围有足够的引火物，起爆剂才能够发挥作用。可是谁都不应该把那些在世界各地的咖啡馆和校园里计划着给成年人吃苦头的学生领袖们的聪明、胆量、和明显的战略才能估计过度。这现象在法国特别显著：那里的起爆剂是高级质量的。

　　领导五月革命的是一个联合力量：不同的过去经历，不同的才能和政治经验；不同种类的人。这是它的优越处。这运动的声音——多么了不起的声音啊！——是康边迪，当时是23岁，南泰尔社会系二年级的学生——据他的教授，６２岁的马克思派哲学家亨利·勒菲佛（Henri Lefebvre）说，是一个优秀的学生。康边迪对于触发这一场雪山崩坍似的革命事变是认真起了作用的，可是人们所记得的，主要是他那独创一格的放肆的插科打诨在这次学生造反上面留下的印记。他把插科打诨变成一种尖锐的政治武器。他完全不理会什么长幼、尊卑、威信——成年世界里这一切防卫性的假话——他的本领就是一直毫无顾忌地指着最不体面的丑态加以嘲笑。他以惊人的嬉皮笑脸态度揭露那些拘谨的大学当局者，冥顽不灵的警察，以及艾丽榭宫中的太阳王（注１）。他那次扬言要在伦敦模仿1940年6月18日戴高乐向德军占领下的法国所作的广播，是他那得天独厚的冒犯在上者的天才的一个表现。他有小丑的种种才能：巧辩，即兴之作，在敌人戒备森严的地方突然钻出来。法国政府禁止他入境，派了大批警察在法德边境阻挡他，他却仿佛土行孙一样在巴黎中心区钻出来，红头发染成了令人难以相信的黑色。这是戏剧化的行动，滑稽的成分多过英勇，可是在政治上很高明。如果没有他那神气活现、灵活善变的笑脸，这场革命就显得太凶险了。他消除了社会人士的疑惧，使那派来对付学生的头戴钢盔的警察队伍显得怪诞可笑。他是政治圈里面的碧姬芭铎（Brigitte Bardot），完美的典型，不害羞，惹人注目。不过他的作用并不限于用魔力吸引和恶作剧。他在南泰尔表现出来是无党派舆论的一个有力的发动者。他的磁力把人们吸引过来。可是，除此之外，他还是一条渠道，也许是最重要的一条渠道，把德社会（德国社会主义学生同盟）在德国大学里所发展出来的学生斗争的思想和技术传到法国来。

　　德社学的主席卡尔·狄特里希·乌尔夫（Karl Dietrich Wolff）是一个25岁可是样子好像18岁的小伙子，他在四月间的决定关头，亦即革命“起飞”前一个月，亲自来到南泰尔帮忙。德社学相信学生起义在全世界阶级斗争中有一定的作用；学生把大学改造成为未来的民主社会的模型之后，可以在这个基地上暴露现代资本主义的压迫人的性质，以及资本主义的流水作业制度把人当作“专业化的白痴”这个情形。在法国和在德国一样，革命者企图一开头就在大学和工厂里创立真正民主的学生委员会和工人委员会，作为与资产阶级国家对抗的机关。这种挑战特别新鲜的地方，主要不在于它的思想，而在于它的突击战术。鼓动、骚扰、挑衅、有计划的违反纪律，在有形的和精神的两方面同时进行——总之是Contestation permanente（不断地抗争）这个法国字眼所包含的一切意义——这就是把戴高乐的国家自大自满而清一色的外表刺破了的尖锐工具。在南泰尔，有时使用一种原始的恐吓方法：“你说越南美军该死，否则我就给你一个耳光”，有一个女学生就是由这句话介绍去认识三二二运动的。可是在康边迪的政治人格里面还有另外一个成份，就是无政府主义，这种精神在南泰尔这个空闲而无意义的真空环境中，比在较有社会根基的索尔邦容易滋生。康边迪的政治同盟者时常在私人谈话中略带不满地形容他是inorganise et inorganisable（无组织也无法组织起来的）。他贡献给他的三二二运动的，就是这种不确定而波涛汹涌的自发性。他始终拒绝领袖的称号，而宁可称为发言人。他反复不倦地说：这个运动没有组织，没有体制，没有等级制度，没有一成不变的纲领。

　　在这个活动的人群的中心，有一小撮积极分子，好像雪球里面的石卵。他们起最初推动的作用，然后有时推一下来矫正方向，可是像在激流中驾驶独木舟一样地不能控制向前奔流的航程。这种野生的活力在南泰尔、巴黎、以及全法国每一个学院的墙上，留下胡闹的刻画痕迹，而且好像是发笑病似的一直传播到地下铁道里。有一个没有署名的人在三二二运动的诞生地南泰尔写出：“强奸你的母校”。在这首漫长而零散的政治诗里面，另外有几行是：“我是葛鲁寿（Groucho）派的马克思主义者”，“无政府就是我”（注2）。回顾起来，康边迪所带到政治行动里面去的，就是这种丰饶多产而富于创造性的无政府风味。

　　他是“那个没有国家的红发人，街头的民主主义者，一身兼有无政府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把黑旗与红旗联合起来，这两者的结合就是学生选择的象征。”（注3）

　　革命共产主义青年团（革共青）是首先看出康边迪的革命斗争才能而同他合作的政派。因为它在南泰尔有坚牢的根基，所以它是三二二运动的一个创始成分，也就是雪球核心里少数积极分子的一部分。可是再没有比那有纪律有目标的革散会青干部和任意劫掠的康边迪之间更显著的差异了。革共青根据它公开承认的“加入”哲学，渗入康边迪的运动，毫无阻碍地溶化进去。（所谓“加入”哲学，是托派和法国共产党斗争时发展出来的一个原则：他们不能有把握地成立一个和老大哥对抗的党，所以计划“加入”法共而从内部倾覆它。）（注4）革共青并不企图把这运动接收过来，也不操纵它使它只为自己独5的目标服务，它反而无条件地支持三二二运动，用这样的方法得到康边迪和他的朋友们信任。于是革共青成为康边迪主要的同盟者，用列宁主义的政治才智加强他的无政府主义。

　　另外一个托洛茨基主义派别，即革命学生联合会（革学联），却没有那么成功。它对于自己的革命使命的信念太强，妨碍它作这一种灵活的妥协。而且，它被革共青挡住在相当距离之外。革学联因为在开头时没有参加进去，所以对于后来的革命进程没有多大影响。亲华的马列主义共产主义青年联盟（共青联[马列]）和它不同，起初攻击康边迪的运动是“反动派”，可是到了四月间，“起飞”之前不久，它改变了想法，并且在八百名学生面前公开承认错误。共青联（马列）的代表说：“我们曾经对学生运动怀有成见，因为这种运动很少得到成功。可是现在我们决定同三二二运动合并起来，如鱼得水一样。”掌声雷动——于是共青联（马列）就加入了，后来在五月事变中的作用仅次于革共青。等到造反传播到工人里面去的时候，共青联（马列）的“为人民服务”哲学仿佛到底证明为正确了。在这次造反中，学生方面唯一死亡者，是共青联（马列）的一个中学生战士，他6月10日在弗凉地方的雷诺工厂附近遭警察追捕而淹死在塞因河中，这或者不是偶然的。

　　到了1968年3月最后一个星期，康边迪和他在南泰尔的运动已经时常成为法国报纸的头条新闻，而在同一个星期里，在射光圈以外的地方，人们正在巴黎发动强大的力量来支持他的造反。看过上面谈到了拉丁区的政治那一章的读者会记得：五月革命的发条之一，是自从阿尔及利亚战争以来就在法全学联的文学院支部里面生长起来的一个激进派别。属于这个称为文学团联（文学院学生团体联合会）的支部的战士们，看出康边迪的思想是他们自从1963年以来就早已提倡着的见解的一个回声。他们是最早对法国大学提出一贯批评的人，也是最早要求推翻旧制度的人。现在，1968年3月底，行动的条件似乎已经成熟了。三月初，这些战士们组成了“大学行动运动”（大行运，MAU），3月29日在索尔邦的黎舍留大讲堂举行第一次公开集会。学校当局是禁止这次会议的，可是他们硬把这讲堂抢去用了——也许这是古老的索尔邦历史上第一次发生的这种事情。这是革命性的行动。警察在外面集结，可是没有干涉。

　　大行运的战士们无论比起吵吵闹闹的康边迪，或者比起革共青和共青联（马列）那些有纪律的政治家，都不大相同。原因之一是，大行运的分子年纪大一点，多数是25岁以上的研究生和研究员，已经有一半变成了他们所批评的社会的一部分。他们有许多人是阿尔及利亚战争时期的学生抗议运动的老兵。他们聪明伶俐，有政治经验，已经成熟，他们代表索尔邦的马克思主义优秀分子，不属于任何学派，富于理想，通达人情。他们给这次革命加上道义和理智的份量，而这种份量在5月3日那个决定关头，促使大部分的学生和教师团体都来支持狂人派。

　　于是联合起来领导学生造反的主要力量就有下列这些了：三二二运动，革共青，共青联（马列），大行运。不久就来参加的还有各中学行动委员会（中行委）的中学生队伍，以及左派反越战的阵线组织，即全国越南委员会（全越委）的领袖们。从四月底或者五月初起，一个秘密的革命高级指挥部就定期地开会，或者利用电话和通信员来保持着密切联系。这个指挥部里有：康边迪，23岁；克礼文，26岁（革共青）；克拉维次，26岁，和佩尼诺，26岁（大行运）；列卡拿蒂，17岁（中行季）；以及维希耶尔，40岁（全越委）。另外有两个领导人不久也加入了这个高级指挥部并且大出风头，这主要是因为电视摄影了他们，而不是因为他们有很大的实力。一个是25岁相貌非常漂亮的雅克·梭瓦约（Jacques Sauvageot），是现已衰落的法全学联的副主席。法全学联在事变的压力下，成为整个革命运动的便利的掩护者。另一个是29岁身材丰满像是地中海人士的阿琳·耶斯玛尔（Alain Geismar），大学教师“高教会”（全国高等学校教师工会）的全国总书记。（注5）

　　如果认为这个指挥部是一个组织紧密的革命机关，那就错了。并不是这样在。这些人意见一致的，是在长远政治目标方面，而不是在目前的策略方面。他们是靠思想，不是靠组织或者计划结合起来的。这情形使他们在即将遭遇到的飞速发展的起义中，能够像游击队一样灵活地坚持反对国家。

注１：太阳王是法王路易十四的称号。艾丽榭宫是法国总统府。此处“艾丽榭宫中的太阳王”指戴高乐。——译注。

注2：这些标语和本书内其它标语，都收集在Julien Besanson所编辑的一本值得注意的集子Les Murs ont la Parole（墙上有字）里面，1968年巴黎出版。

注3：这是Ehgar Morin的话，见《世界报》，1968年6月5日。

注4：此处作者对托派的“加入”策略了解错误。当初法国托派并非加入共产党（他们刚被排斥出来不久），而是加入社会党。关于此点，可参阅多依彻着，托洛茨基传第三卷（Deutscher: The Prophet Outcast, Trotsky: 1929-1940，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第四章。——译注。

注5：高教会是组成全教会（FEN，全国教育会）的三个工会之一。全教会是从激进党到共产党的所有左派教师的统一组织，在历史上是摆脱神父影响的世俗学校的拥护者。全教会的另外两个成份，一个是庞大的全国小学教师工会（小教会，SNI），另一个是全国中学教师工会（中教会，SNES）。同高教会对抗的是保守派工会，叫作高等学校教师自治工会，是知识分子中统治势力的主要压力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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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五月爆炸之前，好像是预兆，先在拉丁区和一些外地大学里发生了一连串可憎的小规模游击性攻击行动。在南泰尔本身，复活节假期之后新学期开始的时候，有一些不祥之兆：狂人派宣布他们要抵制神圣不可侵犯的考试——考试是大学对社会等级制度和成年人生活中的晋升制度曲意逢迎的象征。他们不愿同这种进入现代社会的入会仪式发生关系。那院长愚蠢得很，竟至回答说：不惜任何代价也要举行考试，必要时在警察保护下举行。狂人派正中下怀：还有什么能比警察监督考试更清楚地显出大学的压迫性质呢！教师们不知怎么办才好，分裂成鹰派和鸽派。占多数的鹰派提议强硬对付，并且成立校内警察队，向院长负责。至于自由主义的鸽派，虽然不满意狂人派那种横蛮无礼的策略，却认为高压手段没有好处，而唯一的挽救方法是同学生开诚布公地商谈。4月23日，当一个右派学生在争吵中受伤之后，康边迪被带去南泰尔警察局问话，着手对他进行了刑事控诉。

　　4月25日，土鲁斯大学左右两派学生打架，惊动警察来把他们隔开，这是三十年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同日在南泰尔，法共的一名中央委员比耶尔·余江（）在应邀演讲的时候被共青联（马列）的一个袭击队用武力从讲坛上轰下来。过了三天，一队全越委的人马，头戴钢盔，手执铁棍，捣毁在布雷河的圣日耳曼教堂所举行的一个亲南越的展览会。南泰尔的院长格拉品在复活节假期之前，为了阻止这个潮流，曾停课两天，又把一个讲堂交给那些闹事的政客们使用。他们接受了，把讲堂改名“戚·格瓦拉大讲堂”，可是并不满足地说：“我们用不着这种小礼物。我们需要什么房屋的时候，就会自己去拿。”

　　虽然左派学生现在显得比较好勇斗狠，但事实上自从阿尔及利亚战争结束以来，在拉丁区里面维持着一种强暴情绪的，却是右派学生。他们的战术是恐吓。他们人数不过数百，但分成两个组织，就是“民族主义学生联合会”和半军事性质的“西方团”。他们崇拜的英雄之一，是右派的律师兼政客衣特·狄克西乐—维扬古（）。5月2日星期四，西方团的一个袭击队袭击索尔邦的文学团联总部，亦即大行运的本部。他们在室内放火，扯断电话线，并且在壁炉架上涂上他们的徽章：圆圈里面一个十字架。右派正在准备战斗。同日早上，一份右派的谣言报《纪录》，发表社论说：“康边迪应当给抓住脖子撵出国境……如果政府当局觉得不便这样做，我们知道有一批年轻的法国人巴不得去执行这桩社会清洗工作。”

　　在南泰尔，这个星期四也是一个多事的日子。有三百名狂人派夺取了一个讲堂，并且着手放映一套关于戚·格瓦拉生平的影片，不理会原定那时间在那里上课的一个历史教授的要求。一队拿着投石器和石头的警卫员在周围戒备着，预防西方团来攻打，因为后者已经扬言要大批开来“粉碎马克思主义者”。当晚，格拉品院长被他所形容为“无法忍受的情绪，真正的战争狂”的情况吓坏了，决定再次关闭学校，这次是无限期关闭。不到当天半夜，人们就听说康边迪和他五个朋友被传唤于5月6日接受巴黎大学的纪律委员会讯问。控诉他的罪名没有公布，不过相信包括骚扰同学和侮辱教职员的罪名。大行运立刻起来替他辩护，发出一个传单说：“当然，讲师和著名的教授们受到了侮辱、批评和驳斥得体无完肤……可是你们这些大老爷几曾值得学生信任呢？你们本来应该是来当教师的，可是你们不过是资产阶级大学的自高自大的支柱而已……”

　　就在这个星期四即5月2日，当暴风雨即将来临的时候，蓬比杜（Georges Pompidou）总理和外交部长顾夫·德姆维尔（Couve de Murville），在他们的太太陪同之下，从奥里飞机场起飞往德黑兰，作为期十日的官司式访问伊朗和阿富汗。蓬比杜的不在场，使法国政府没有了唯一有可能在暴动浪潮还没有发展到无法控制的时候趁早把它阻止的人。在所有的部长之中，只有他一个人从戴高乐手里争到了一些真实的行政权力。当他动身出国的时候，他刚刚开始做到像一个真正的内阁总理，而不仅是一个宫廷侍臣。学生造反在5月3日“起飞”的时候，总统并没有采取行动——学生闹事这么小的问题，不值得他亲自处理——而蓬比杜留下来的代总理路易·若克斯（Louis Joxe），欠缺那种权威来迫使他的内阁同僚接受他的自由主义的思想感情。于是，有十天之久，当造反加速进行的时候，法国政府却在盲目摸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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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五即5月3日，午餐后不久，下午刚要上课的时候，大约有五百名愤怒的左派学生，在索尔邦石砌的中央大院集会。他们在那里抗议格拉品院长关闭南泰尔文学际，更特别抗议传唤六名南泰尔的狂人派（包括康边迪）星期一去学校的纪律委员会。这些在那里听领袖们站在小教堂台阶上发表激昂演说的示威者，是核心政治干部。在场的是革命的高级指挥部，由精选的战士们围拥着。多数主要的组织都有代表出席：法全学联的发言人；由领导人克礼文率领的革共青代表；革学联的极端宗派主义的狂热托派分子；康边迪率领来自南泰尔的人数众多的三二二运动代表团；还有索尔邦本地的大行运的研究生政治老兵（他们的会所前一天刚刚被西方团的青年暴徒捣毁了）。人们认为有一队西方团的袭击队还在拉丁区里游荡寻事，而索尔邦的左派分子也组成了他们自己的民兵队，或称纠察队，以木棍和铁棍为武器。（依照拉丁区政治圈的暴力风气，每一党派都从自己的党员之中征募一些暴徒组成纠察队，因为殴斗是学生政治自然的延长。在发生危机的时刻，那些纠察队就地征募临时队员来扩充。）

　　在惴惴不安的大学当局看起来，左派学生这个会议开始显出危险了。如果西方团决定进攻，实行它所说过的“把地方清理干净”，那么索尔邦就真正有变成战场的危险。学生们正在圣米歇尔林荫大道和索尔邦广场（巴黎大学圆顶大厦前面的那块小空地）聚集。警察派出增援部队到各出入道路去控制群众。巴黎大学校长让·洛士（Jean Roche）开始担心了。

　　在平常时期，洛士是一个头脑冷静的杰出的生物化学家，是法国相当拘谨的上层中等阶级环境所培养出来的有高级智慧的人物。他觉得这些吵嚷闹事的左派分子很讨厌。前一两天他去南泰尔巡视过，亲眼看见一小撮狂人派能够起多大的破坏作用。他因为他们决定破坏考试而感觉震惊，因为在任何一个由法国制度培养出来的人看起来，这简赶像是犯了反对圣经的罪过。他想到这种病毒会传染到巴黎学生社会这个拥护的蚁冢里，深感不安——巴黎学生社会，在局促而咿哑作响的大学制度中，本来已经够紧张而难以驾驭了。

　　在打电话向教育部征求意见时，他同意佩列菲特部长的见解：索尔邦那越来越激烈的集会一定要解散，大院里的人要肃清。可是狂人派已经几度拒绝学校职员叫他们终止会议并且解散的要求。有些人已经把家具砸破，拿起椅腿来当作武器。正好像洛士和佩列菲特当天下午所了解那样，要学生解散，非把警察叫来不可。谁都不能十分确定，他们二人到底是谁负这个命运攸关的决策的主要责任。洛士至少是签署了准许警察进入向来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大学校舍范围的授权书。不过，认识洛士的人们说，如果不是受到部长的压力，他不会叫警察的。佩列菲特这个过去的外交家，表现出没有多少外交手腕。由于立刻使用了武力，他自己就再没有回旋的余地，同时把政府带进了死胡同。

　　大约下午4点45分，一大队头戴钢盔的警察，带着硬心的橡皮警棍和盾牌，经过狭窄的拱门进入大院，包围了示威者。差不多没有发生打斗。学生不抵抗，而且在革共青的克礼文和其它学生领袖同巴黎警察厅副厅长格罗斯佩良（Roger Grosperrin）谈过之后，答应离开。警察的警戒线一步步迫使学生群众退回到门口，在那里把他们分成约25人一批，男女混合，推上黑色有栅栏的大卡车，这些卡车是摆在学校的墙边，并且把索尔邦街拦断了的。

　　全街陷于寂静。有些大胆的学生挤到前面去看他们的伙伴情形怎样，可以透过警车的网眼，看到他们挤迫着坐在长条凳上。这些年轻的旁观者吃惊而静默地看着这一股黑鸦鸦的武装警察，这支邪恶的侵略军，其中戴着挡风眼镜骑摩托车的警察，样子好像柯克透（Cocteau）的戏剧《奥甫斯》里面的死亡死者。一些可怕而丑恶的事情行将发生。

　　第一辆警车载着愁眉不展的被捕者开出索尔邦大门转入小广场的时候，一阵愤慨的波浪在旁观的群众面前掠过。有人喝倒采和叫骂，起初是零散的，后来发展成为有节奏的唱和：“打倒镇压！”突然间发生了猛烈移动。有人扔了一块石头，随后又有第二个。砸破了一块挡风玻璃，那个警车司机血流满面。学生们涌到警车跟前，用拳头捶打金属的车身。另有些人抬起路旁摆着的汽车，放在路中心拦断道路。于是第一个匆促造成的街垒出现了。砰地一声响了催泪弹，跟着第二个，辛辣的烟雾从行人路上卷起来，把尖声叫喊并且流着眼泪的学生赶入咖啡座和门道，离开广场跑到林荫大道上。一辆汽车陷入群众包围中。有两个青年男子跳上车头，大声发出作战的命令。

　　暴动初起这几分钟定下了一个模式，在随后整个月里面一再重演这同样的悲剧。政府当局犯了很大的错误：侵入索尔邦，并且拘捕几十名不过是稍微吵闹了一下的青年人。然后又错上加错地把这些被捕者在他们的伙伴面前游行示众。好像时常发生的情形一样，镇压引起激烈行动，而不是阻止它。当局这样露骨地夸耀力量的直接结果，是使大批没有固定立场的学生——还有教师——一致支持狂人派。只消几分钟，就造成了一个群众运动。街头战斗，伸手拾起一块石头向一名警察扔去这样简单的动作，在战斗群众中像闪电一样产生出来的同仇敌忾心理——这就是一种立即完成的政治教育，在转瞬之间就把全体学生变成了造反者的队伍。

　　整个晚上，警察和示威者在拉丁区大街上走来走去，此消彼长，好像一场光怪陆离的舞剧中的演员。学生在马路上点起火来，把柏油熔化，挖起石块，用来投掷敌人。行人路上围着树木的铁栅栏被拔起来了。交通灯被丢在马路中心，阻止警察进攻。想要战斗、拷打、流血的那种冲动，像猖獗的传染病一样迅速传播。警察被飞来的石头刺激得狂怒起来，挥舞警棍向四面八方乱打，不分青红皂白，逢人给他一顿狠狠的橡皮棍。地下铁道的乘客毫不知情地从车站走出到这个战场，也给打倒了。行人路上的咖啡座遭到攻打，桌子都打翻了。普通过路人也被恶狠狠地围捕起来，用警车载走。到处都是催泪弹的烟雾，把空气弄得简直不能呼吸。这一天之内，受伤的有好几百人，而被扣留的有596人，其中包括梭瓦约（法全学联的领袖）和康边迪，他们两人都被扣留了24小时。周末，有四个青年男子判处入狱两个月。于是学生有了一个新口号：“释放我们的同志！”洛士校长震惊到不得了，宣布把巴黎大学关闭到再行通告为止。为了抗议闭校，法全学联号召巴黎区的十六万学生在星期一，即康边迪要去纪律委员会接受问话的那一天，举行示威。高教会也号召老师罢教。战争来到了。革命已经开始。在同一天，即1968年5月3日，巴黎被选定为越南战争和平谈判的地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