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左派學生的政治圈是一個十分濃密而危險的叢林，只有在它裏面生長的人才真正認識道路。在下層叢莽中匿伏著一夥夥兇惡的孩子，頭腦裏武裝著革命的教條——有時手上還拿著棍子和石頭。這裏的風氣比成年的政治圈更殘酷得多，要有很高的聰明和才智才可以生存。學生領袖們要站著也能夠思想，說話又要天使般動人。一方面能領導研討會，另方面又會掌握暴亂的群眾。他們必須既是內行的理論家，又是軍事策略家。因為街頭是他們的論壇，所以他們與其說是像國會文員，不如說是像幫會領袖。而他們懂得這一切的時候才不過十五歲！巴黎五月革命異乎尋常的特點，就是造反者的年紀非常輕。雖然總參謀部大多數人員的年紀超過了二十，許多步兵卻是中學生。革命思想對十幾歲的少年群眾的廣泛影響，是歐洲任何其他國家無從比擬的。可是法國為人父母的卻落後得甚遠。他們沒有預見到即將發生的事情。他們以為專心做著家庭作業的兒女們，還完全在為中學生畢業會考所迷惑。諾曼底某一城市，有個十五歲的女重賞，已經做了六個月的革命共產主義者，卻完全沒有引起父母的擔心。“我還以為那是一個俱樂部呢！”等到五月間她母親知道了真象才恐慌地這樣喊起來。革命爆發之後，那情形就像每一個體面的中等階級家庭裏面都有一個第五縱隊分子。甚至謠傳連內閣的決議都經過部長們的兒女洩漏給造反者。

　　政治征服了法國年輕的一代，吸收了他們的精力，而在別的國家這種精力是用來製造模型飛機，玩業餘無線電臺，追求歌星，或者打球的。不過這是一種特別的政治活動。恰像為父母者對這一無所知一樣，那些既成的政黨（左右兩派成年人的大談話俱樂部）也不了解這種發酵。五月間從法國大中學校裏溢流出來，勢將沖倒國家制度的那場洪水，有一個主要的特點，就是它在一切既成的政黨（包括共產黨）之外生長起來，並且是反對它們的。總而言之，這次火山爆發表示各政黨已經不能掌握青年了。當然，多數法國政黨和別國的政黨一樣，也自誇有某種青年政策，主辦一些青年團體。可是這些政策是失敗的。這些青年團體只有空架子。那些有思想、有能力、有熱情的男女青年是在別的地方作戰。他們站在光譜（注1）的極左邊，至今未受人注意的地方（比共產黨還左得多），參加他們自己創立的微小、猛烈而帶宗派性的集團，這些集團用一串首字母綴成的簡稱來識別，而這些簡稱是除了圈內人之外誰也看不懂的。這一點並非法國特有的現象：歐洲和北美許多國家都有同樣情形。

　　西方世界裏有多少成年人，哪怕算是熟悉政治情況的，能把他所知道關於下列團體的情況寫滿一張明信片的背面呢？

　　革命共產主義青年團（革共青，JCR）——法國
　　革命學生聯合會（革學聯，FER）——法國
　　馬克思列寧主義共產主義青年聯盟（共青聯［馬列］，UJC[M-L]）——法國
　　激進學生聯盟（激學聯，RSA）——英國
　　青年社會主義聯盟（青社聯，YSA）——美國
　　青年社會主義論壇（青社壇，YSF）——加拿大
　　魁北克社會主義青年同盟（魁社青盟，LJSQ）——加拿大
　　德國社會主義學生同盟（德社學，SDS）——西德
　　鐮刀鐵錘社（FM）——意大利
　　社會主義青年衛兵（社青衛，JGS）——比利時
　　Politeia——荷蘭

　　這決不是一個完整的名單。有一點是肯定的——所有這些組織互相之間共通的地方，多過與任何其他政治組織共通的地方。它們是姊妹宗派。它們的出現，並不是一種國際陰謀的結果，而是因為西方許多青年人都自發地得出這樣一種見解：他們父母的世界應該接受一番相當猛烈的政治外科手術。這個激進的潮流出現在知識分子之中，而不是在工人之中；在學校裏，而不是在工廠裏。一個原因是，現在學生的數目比較向來都多：像法國那樣正在人口興旺中的國家，變得越來越年輕，而且越來越多的兒童繼續讀書；另一個原因是，這種新的革命精神的基礎，是對世界現狀某種頗不簡單的理論分析。不消說，這種分析的結論未必一致。思想衝突是很尖銳的。有時候那種抗議是原始而混亂的，例如荷蘭的Provos就是如此，不過普通情形都有一種世界觀，用相當博學而晦澀的馬克思主義特殊詞句表達出來。這樣的理論臆測不一定超出工廠工人的知識範圍，可是從那種經過巴黎大學磨煉過的頭腦發生出來，就更為自然。不過，應該立即說明，事實上這些造反的知識分子所一心想著的卻是工人階級。他們渴望和工人階級聯繫起來，把革命精神傳播給它，使它重新擔負起他們認為原屬於它的革命使命。到目前為止，學生與工人這樣的結合還很少，在法國和別處都一樣；倘若這種結合變成廣泛而堅強的，那麼資產階級舊世界就要趕快設法自衛了。在過去十八個月以上的時期裏面，西方的左派學生運動有一種共通的語言，就是針對越南戰爭的反美抗議的語言。這是共通的革命新詞語。如果沒有越南戰爭，這些左派學生團體即使能存在，也會大為削弱，這說法一點也不算誇張。越南給他們用來當作徵收新成員的一個有力的口號，而且不止如此。它是他們對世界形勢看法的關鍵：是兩個陣營之間決定性的力量較量，一個陣營中美帝國主義，另一個陣營是他們稱為“殖民地革命”的運動和世界工人運動。越南是放大了的階級鬥爭：是他們所致力的全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一個構成部分。

　　在“無條件支持越南人民的鬥爭”的旗幟下，1967年3月，有十二個極端派的青年團體在布魯塞爾舉行會議，制訂共同的戰略，並把他們的力量集合起來。他們設立了一個歐洲書記處和指導機關。以這樣的方式，傳播革命思想，建立互相聯繫，使那些分散的事變，例如柏林學生造反，1968年3月倫敦格羅斯溫諾爾廣場風潮，巴黎五月革命等，帶有一致性。法國的全國越南委員會和英國的越南團結運動——兩個都是青年激進輿論的重要的發動者——是精神上的姊妹。

　　在法國，青年人之熱中於政治，發生在斯大林的真面目被揭露，和斯大林主義的清一色制度瓦解以後這十年間。蘇聯——這個國家呆滯而不容許信仰自由，壓迫知識分子，依然實行政治上的匪徒作風；同時一心只顧本身的經濟利益，為了與資本主義西方國家“和平共處”而犧牲世界革命——對於青年激進分子，蘇聯已經不算是一個吸力中心。在法國，這種幻滅的表現是：在那始終臣服於莫斯科的共產黨內部，知識分子憤怒地鼓噪起來了。例如法共對1956年匈牙利和波蘭革命的態度，就在黨的學生支部內引起激烈爭論。為了把這些不守紀律的知識分子和黨的其他部分隔離起來，法共解散了原有的青年組織“共和青聯”（UJRF，法國共和青年聯盟），代之以四個新團體，把青年人分割為四個互相隔絕的部分：男青年的，女青年的，農民的，和學生的。新的學生團體稱為共產主義學生聯盟（共學聯，UEC）（注2），關於它，我們以後還會常常談到。

　　俄國現示能吸引青年人了，可是又有了新的偶像。現在人們注意力的集中點是“第三世界”（注3），而不是蘇維埃工人國家那個三十年代西方共產主義者的聖杯了。“殖民地革命”——那曾在中國、朝鮮、阿爾及利亞、古巴、越南各地震動了戰後世界的連續發生的革命浪潮——產生一些深深感動青年人的想像力的英雄和思想，引誘他們參加激進的政治活動，在他們自己的社會裏任何事物都沒有這樣的吸引力。青年戰士們受遊擊隊的榜樣感動，於是相信可以在帝國主義的本土，由它本身的工人階級來向它進攻——只要能夠給工人階級提供一個革命的領導就可以了。這樣，那些有如吃飽奶的嬰孩，在富裕中瞌睡著的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畢竟好像有了一個可供積極干涉的場地。里昂·托洛茨基（Leon Trotsky）（注4）——斯大林派以為早已把他埋葬了的——現在又高視闊步地出現了。現在法國各出版社紛紛重版他的著作，而且賣給二十歲以下的年輕人，銷路甚廣，這決非偶然的。

　　要想說得真正詳盡，那引發今年的風潮的學生造反運動，必須一直追溯到阿爾及利亞戰爭去。就是在那個時候，青年知識分子中的兩個潮流——對法共的幻滅，和“殖民地革命”的影響——匯合起來的。將來歷史家對阿爾及利亞戰爭（現代歷史上最殘酷的殖民地鎮壓行動之一）作總結算的時候，他們將要把五月革命也包括在它的長遠後果之中——這究竟算是資產還是負債呢，就要看他們的政治立場了。

注1：作者在此借用物理學名詞比喻各黨派的政治立場。光線通過三棱鏡或光柵後，分散為一條彩色光帶，從紅到紫的各種顏色，依光波長短有次序地排成一列。這叫作光譜（Spectrum）。——譯注。

注2：另外三個團體是：男青年的共產主義青年運動（共青運，MJC），女青年的法國青年聯盟（女青聯，UJFF），農民的法國青年農民聯盟（青農聯，UJAF）。

注3：近年有人把世界各國分成三個類型：歐洲和北美的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為“第一世界”；蘇聯集團的工人國家為“第二世界”；至於“第三世界”，則指二次大戰後新獨立的前殖民國家以及半殖民地國家。

注4：托洛茨基與列寧共同領導俄國1917年十月革命及創立第三國際。他主張不斷革命論，同主張一國建設社會主義的斯大林衝突。遭斯大林派驅逐出國後，他在歐美繼續從事革命活動，並創立第四國際。斯大林誣衊他為帝國主義走狗，最後在1940年派兇手將他謀殺。——譯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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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刻我們要請求讀者深深地吸一口氣，並且拿出耐心來。我們就要進入那迅速繁殖著的宗派和紛亂難認的簡稱的叢林了。

　　法國學生組織可以大別為兩類——學聯會和政派。前一類所關心的，至少在理論上如此，是保衛學生特有的利益；後一類則關心超出大學範圍的政治行動。阿爾及利亞戰爭所引起的熱情，使兩個學生組織受到社會人士注意，就是：我們已經說過的共產黨的學生青年組織“共學聯”，和當時法國唯一的學生聯合會“法全學聯”。

　　那充滿了加諸平異身上的兇殘、酷刑、以及苦難的延續七年之久的阿爾及利亞戰爭，深深苦惱了法國人的良心——而最柔嫩的是年輕人的良心。這種痛苦一直延長下去，一個又一個的法國政府顯出沒有能力加以制止，於是越來越多的青年人加入反對它的積極行動。他們被吸引參加援助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陣線的秘密工作網；他們鼓勵法國軍隊裏面的逃亡和不服從行動；許多人這樣做，是受一位名叫弗朗西·讓松（Francis Jeanson）的教授的感召，他在這種人道主義但屬於非法的反抗運動中起領導作用，並因而被捕。法全學聯成為這個學生抗議運動的主要水道。它對於戰爭暴行的激烈反對，它的年輕會員所表現出來的勇氣，它對於在戰鬥狂熱中遺忘掉了的法國民主原則的申訴——這一切把它送到法國政治的最前線。法全學聯裏面的推動力量屬於一個左派天主教的核心，他們受基督仁愛精神感動的程度，和受馬克思思想感動一樣。在當時，這個組織和法國之內任何激烈的青年團體比起來都毫無遜色。真的，他們的反戰活動把他們送到光譜上那樣的一個位置，比法國共產黨左得多了，法共以一種隱藏不住的厭惡眼光看待他們。

　　在學生們看起來，阿爾及利亞戰爭有兩個大日子，有兩次勝利，他們可以認為屬於他們自己的。第一個是1960年10月27日，在反阿拉伯種族主義和戰爭歇斯底里的空氣中，法全學聯號召在巴士底廣場舉行反戰示威。這個行動表現出法全學聯年輕的主席比耶爾·苟迭（Pierre Gaudez）方面巨大的政治勇氣。起初法共和法共領導的總工會（CGT），惱怒這些學生暴發戶，嘲笑法全學聯號召群眾上街的企圖。可是，經過兩個星期磋商之後，他們勉強同意參加了。那時政府又出來干涉，禁止示威。法共和總工會退縮了，公開譴責“冒險主義”，他們只打算發動他們的人以小群的形式在若干郊區分別示威。可是苟迭堅持他的立場，示威要照原訂計劃實行。

　　結果示威實現了，而且很成功。參加者大約有一萬人，在當時算是令人驚歎的數目了。（這行動得到總工會的具有無政府工團主義傳統的鋼鐵工人分部支持，也得到天主教勞工聯盟[CFTC]支持。）這是法全學聯光榮的時刻，也是法國左派內部關係的一個有決定性的日子。《快報》——在阿爾及利亞戰爭期間左派抗議運動的旗手——在第一頁上登載關於法全學聯和它的富有威信的主席苟迭的特寫。法共受到了挫折。

　　可是在更近的地方，在法共自己的青年團體共學聯內部，正在醞釀著對黨的造反。自從五十年代末葉起，有一部分共學聯下層分子，對於黨對戰爭的小心翼翼、舉棋不定的態度，越來越覺得不耐煩：黨從來沒有堅強地支持阿爾及利亞獨立運動。這種緊張關係在1961年釀成一次危機，那時共學聯在一批受到意大利共產黨的見解鼓舞的學生領導之下，打破了法共的控制，取得實際的自主地位。在這種“意大利式”自由主義的領導之下，共學聯一時之間享受到幾址年來法國共產黨運動未曾有過的思想自由。

　　阿爾及利亞戰爭與學生關係史上的第二件大事，是1961年4月成立反法西斯大學陣線（FUA），這是獻身於阿爾及利亞獨立運動的一個戰鬥組織，作為法國殖民者的兇殺組織“秘密軍”（OAS）的對抗組織。反法西斯大學陣線團聚了不同色彩的年輕左派戰士，尤其是把法全學聯和共學聯的一些分子組成一個堅強核心。很快地這些領袖就得到了幾千名中學生和大學生群眾的支持。阿爾及利亞戰爭由於簽訂1962年3月19日的艾維昂協定而終止，隨後在3月至6月之間發生秘密軍在法國的恐怖行動。在這時期反法西斯大學陣線用盡全力反對右派。那是一個熱狂的時刻。學生們發現自己是強有力的。他們初次嘗到“直接行動”的味道。他們看出，他們能夠在成年人的政治上打開一個缺口，而無需通過那些既成政黨的破舊水道。這是1968年5月醉人的勝利滋味的先嘗。一個革命領導在形成中了。

　　恢復和平，造成急轉直下的局面：這使法全學聯喪失掉它的魅力，也喪失掉它全國性的作用。乖乖地把那些遊擊隊解散，是很令人苦惱的。法全學聯裏面那些最積極的會員，充滿了政治熱情，再也不能真正把興趣放在純粹學生的不滿上面。那些無政治性的下層分子離開了，可是領袖們決心要使成年人的世界繼續聽見學生的聲音。阿爾及利亞戰爭的餘波，尤其是1962年10月到1963年1月這段時間，標誌出法國學生組織性質上的一個根本轉折點。此時發生了第一次自覺拋棄那種認為學生聯合會只須顧到保衛學生利益的狹隘觀點。新戰士們根據那種認為學生應該參與塑造整個社會的，富於挑戰性的信念，正在探索一個野心更大得多的綱領。可是學生這種作用，要以激烈改造大學本身為先決條件。就在這個階段，下列那些後來在柏林、羅馬以及別處所提出來的種種論題，第一次嘗試性地概述出來了：向極權主義、等級森嚴的大學制度鬥爭，大學拒絕做技術專家統治的社會的奴僕。

　　那些學生戰士並非凡事都能如願以償。他們是少數的先鋒隊，而受到傳統派的多數人頑強的反對——多數派以正統法共和比它更右的一切黨派的不神聖的同盟為代表。這個多數派反對學聯會傾向政治，極力主張他們應該固守著學校的問題。有一年之久，兩派在索爾邦進行拉鋸戰，有時候氾濫成為街頭示威。這不僅是兩種抽象的綱領之間的鬥爭，而且是為了實質上控制學聯會本身。直到1963年9月，“少數派”才在法全學聯的代表會議上集合起力量擊敗“多數派”，奪取控制權。（“少數派”和“多數派”這兩個名詞，在1956年初次使用，當時左派天主教的少數派和右派的多數派發生衝突。這些名稱一直到今天還在使用，雖然天主教分子已經讓位給極端馬克思主義，而“少數派”已經變成多數了。）

　　勝利的左派“少數派”，把總部設立在索爾邦的文學院——更正確地說，是在該院的法全學聯支部，即“文學院學生團體聯合會”（文學團聯，FGEL）。五月栽倒的一個根源，可以直接追溯到這個戰鬥性的支部裏。文學團聯成為先鋒思想家的養成所，培養出法全學聯本身在方才開始的革命時代中許多未來的領袖人物——好像安瑞·格里塞（Antoine Griset），讓—路易·佩尼諾（Jean-Louis Peninou）和瑪·克拉維次（Marc Kravetz）那樣的人，他們在1968年五月事變中擔任幕後領導的角色。同時，“多數派”傳統主義者被打退之後，則在理學院、醫學院、法學院和政治學院裏面掘壕防守。那情形是：自由遊蕩的文人學士（包括社會學家），與守法拘禮的專業人員互相對抗。

　　可是“少數派”的勝利有它的反面。法全學聯實際上不成其為一個學聯會了。它一直沒有重新獲得當局的信任，因為它在阿爾及利亞戰爭期間插足政治，冒犯了官方。官方的津貼停止了，改撥給一個稱為法全學總（FNEF，法國全國學生總會）的無政治性而由政府發起的團體。這個團體是法全學聯肉裏的刺，不過它一直沒有真正生長起來足以代替法全學聯。法全學總的真正任務是阻止馬克思主義思想在大學裏傳播——這一點它尤其顯著地沒有成功。法全學聯由於缺乏經費，同時由於國家包攬一切的權力，不許它在大學生活中起任何真正建設性的作用，於是衰落了。在1961年它有十萬以上的會員。到1968年減少到大約只有半數，而在同一期間學生總數卻由24萬激增到超過50萬。名義仍在，招牌、遍布全國的組織機構也還在，可是在1966至1968年間，法全學聯幾乎僅為互相敵對的各政派的講壇，這些政派每一個都極力想控制它。事實上它變成和那暫時駕馭著它的派別沒有多大分別。在各省裏，法全學聯的地方分部時常只是一付骨架，受細小的戰鬥性的黨團控制著，經常有被敵對派別推翻的危險。每每在一個學期裏領導權就數易其手。外省裏這樣的傾覆經常威脅到巴黎的領導，它搖搖欲墜地死抓住權力，很不容易訂出一貫的政策。這就是當革命來把新生命灌輸給它的時候法全學聯的處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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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1966年起，上文關於法全學聯（主要的學聯會）和共學聯（唯一值得一提的左派青年團體之間的區別的簡略描寫，已經不完全合乎事實了。我們已經看到，在法全學聯內部有一個戰鬥派生長起來，奪取了學聯的控制權並把它投入政治活動中，對社會性質的興趣，遠比對圖書館、學生宿舍、假期旅行之類的小問題來得大。這個戰鬥派本身也是不一致的。它受到從共學聯產生出來的許多極端派組織所影響、塑造和滲透。在1966至1968年之間，法國共產黨完全喪失了對學生裏面最積極而富於戰鬥性的分子的控制。在這期間，共學聯的人數，從本來已經可笑的四千，降低到大約一千五百以下。它變成無足輕重了。它原有的地位被六個吵吵嚷嚷的小宗派代替了，這些小宗派的組織健全，有的是超現實主義在政治上的混亂表現。它們包括一切品種的托洛茨基派，毛澤東派，格瓦拉派，無政府派，“環境主義派”（這一派對五月革命的主要貢獻，是可喜但沒有意義的牆上字畫）。這種小宗派百花齊放的現象不可視作等閒：它所提供的不僅有少數極端分子和燦爛的色彩，而且有那堅決的領導力量的堅強核心，也就是那場幾乎使戴高樂將軍倒臺的地震的引發者。

　　大家記得，在六十年代初期，共學聯是由一個與法共不和的“意大利”派別控制的。這種情況不能維持長久。1965年法共發動攻擊，開除了“意大利派”，重新控制了它的青年組織。可是在同一期間，共學聯內部有一個戰鬥派發展起來，和法全學聯裏面的那個戰鬥派完全類似，而且發生在同一環境裏，即阿爾及利亞戰爭及其餘波。這些戰士不久就和正統派的共產黨領導衝突起來，因而遭遇到一切共產黨異端分子的命運——開除。第一次整肅的發生是法國共產黨政治局一個重大決策的結果，這個決策是1964年洛歇（Waldeck Rochet）接替患病的多列士（Maurice Thorez）為黨領袖之後所作的。洛歇比多列士更善於變通，使他的黨和社會民主黨成立一個競選同盟——這協定的象徵，是共產黨在1965年12月的總統選舉中，支持社會黨候選人米特朗（Francois Mitterand）。這個與非共左派聯盟的政策，受到共青聯裏面青年戰鬥猛烈的反對。他們要求加強而不是減弱黨的革命性。他們非常討厭人民陣線、“和平共處”這一類的可能前途，他們實在討厭任何對資產階級世界的妥協，不論是在國內還是在國際上。結果他們被踢出了組織。

　　他們被控告的第二個罪名，是幫助成立全國越南委員會，它標榜“民族解放陣線必勝”的口號。法共非常生氣。它認為這個新成立的、領袖很年輕而人數迅速增加的陣線，是它自己的和平運動的競爭者——它那和平運動的口號“越南和平”現在顯得太柔馴了。相形之下，法共對越南的支持顯得不夠熱心——這正是戰士們所要造成的。第二次的整肅去掉了青年組織裏的親華派。剩下的共學聯是“純潔”了，可是貧血。

　　所有這些被趕出共學聯的、惹麻煩的戰士們後來怎樣呢？他們去了哪里呢？回答這個問題，等於概述法國左派革命政治圈的解剖學。被共學聯清除出去的人毫不延遲地組織起來。1966年4月2日，來自法國16年城市的120名年輕的男女，在巴黎一個掛著恩格斯、馬克思、列寧、盧森堡（Rosa Luxemburg）、和托洛茨基相片的大廳裏舉行會議。這就是革命共產主義青年團的成立大會（注2）——這是一個組織緊密，紀律嚴明的托洛茨基派的戰鬥部隊，它在五月革命中表現出可能是最可怕的一個極左的壓力集團。從它成立到今年五月的大考驗，革共青只有兩年的時間去進行組織。它並沒有野心想成為一個群眾黨；它的目標只是訓練一批作為堅強核心的革命幹部，分布在全國各戰略重點。相信它初步和秘密目標是由一千名忠貞分子形成核心。這個目標現在早已超過很遠了。

　　這個成就，很大部分得歸功於一個頭腦冷靜的年輕人——阿琳·克禮文。克禮文是一個富裕的法籍猶太牙醫的兒子，現年27歲，是索爾邦的優秀的歷史系學生，並為阿謝德（Hachette）（注3）出版的一種歷史雜誌工作，直到五月革命的後果驅使他轉入地下為止。他是一個高個子、黑皮膚的年輕人，很安靜沉著。他最顯著的特性是徹底的清晰性，言詞非常流暢，以及一種在極端派政治圈內少見的現實主義。他和左派的作家兼政治家馬地涅（Gilles Martinet）的女兒結婚。克克文開始政治生活是在法共的青年團體共學聯裏面，可是和許多別人一樣，在阿爾及利亞戰爭時期漸漸離開了正統共產主義。

　　無可避免，革共青的結構和內部組織好像共產黨的青年組織一樣，它那些戰士們本來就是在那裏面長大的。它的創始人，自覺地按照列寧的布爾什維克黨的青年組織的模型，來建立他們自己的組織。革共青的基本單位是“小組”。正式團籍要經過一個時期（至少三個月）的察看才能取得，在這時期，新團員必須立功。他不但要懂得革共青的理論，而且要會熟練地保衛它。他要成為宣傳兼傳道者。我們覺得，至少根據我們接觸這個組織的經驗看起來，革共青很注意徵收有高等智力和動人個性的青年人。紀律是嚴格的，不過注重的是自覺的紀律。犯錯誤的團員會受到所屬小組的“譴責”，或者“留團察看”，甚至，如果有嚴重過失，會被開除（不過革共青這樣解釋：任何的開除處分當然要經過“民主討論”，決不會是“官僚主義式的”整肅！）。

　　革共青的第一信條，是要在法國創造一個革命領導的先鋒隊——這是從他們的守護神托洛茨基那裏學來的。沒有這樣一個領導，就不會有一個能起作用的革命群眾黨，而沒有一個群眾黨，就談不到奪取政權。簡直不用說，這些年輕的托派認為法國共產黨已經絕無希望去完成這個任務了，因為在他們眼中，它已經硬化，受特權等級支配，並且凍結在不能開花結果的官僚制度裏面了。還有更壞的是，它已經變成不過是一個左派社會民主黨，追求與資產階級聯盟，夢想國會的崇高地位，虔誠地裹在三色旗裏面。法共革命熱情的低落，是蘇聯情況的反映，蘇聯本身也被不革命的官僚集團掌握了。這種大不幸的情況必須矯正。革共青承認法國工人階級的大部分，由於天真無知，現在仍舊信仰共產黨。想把工人階級拉開來，不能靠在外面大嚷大叫，宣傳反對共產黨這塊巨大的頑石。必須在法共內部，和附屬於它的總工會內部進行鼓勵工作，讓工人階級一部份一部份地脫離共產黨的僵屍，重新負起革命的使命。

　　革共青所說的革命，其意義是相當明確的：在工廠和街道上發生衝突；在國會之外角力；用暴力奪取國家政權。“至於這個革命是否要流血呢，這問題不是由無產階級來決定，而要看資產階級怎樣，”革共青的宣傳這樣說；“無論如何，無產階級必須準備作武裝鬥爭。”法國的五月事變提醒人們，這樣的前途並非完全不可想像的。

　　革共青的暴力哲學和國際共產黨（PCI），即托派第四國際法國支部非常相似。國際共產黨這個組織曾屢次發生分裂，又因為二十五年來斯大林派的壓迫而變得很弱，可是自從世界各地的學生造反運動接連發生以來，它就振作起來了。革共青和國際共產黨都對古巴特別有好感。第四國際並不是一個秘密幫會，也不是嚴格清一色的組織——不像它那家業昌盛得多的堂兄（正統共產黨）那樣。它由三名書記組成的“統一書記局”，在巴黎、布魯塞爾和羅馬的簡陋的辦事處裏領導著，這三名書記是比耶爾·弗朗（Pierre Frank法國），恩涅斯特·曼德爾（比利時Ernest Mandel），和利維奧·馬依坦（Livio Maitan意大利）。弗朗是個矮小、和善、樸實無華的人，具有終身革命者那種沉靜的熱情。1929年，他曾在土耳其做過托洛茨基的秘書，而現在是革共青的戰士們思想智慧的一個主要源泉。革共青和國際共產黨之間並沒有直接的組織關係，不過這個青年團體的創立人和領導人都有一種傾向，會成為那個母體組織的黨員。革共青出版《青年先鋒》月刊，內容有各省革共青活動的消息，越南的流血和動亂，古巴的啟發，以及思想教育的豐富糧食。還有更多的理論材料，是由國際共產黨在它的月刊，尤其是季刊上面供應的，兩種都稱為《第四國際》。

　　革共青並不是唯一打著托派旗號的。它有一個兇猛的競爭者，革命學生聯合會（革學聯，FER）（注4），這是一個好戰而極端宗派主義的托洛茨基主義派別，相形之下，革共青顯得溫和而講理了。1961年10月，革學聯從一個過去的派別——“革學聯委”（CLER，革命學生聯絡委員會）裏面派生出來，這是1953年第四國際支部裏面，比耶爾·弗朗和比耶爾·藍伯爾（Pierre Lambert）兩派分裂的結果（注5）藍伯爾派以自己的最不妥協的布爾什維克主我和最嚴格的理論純潔性自豪。我們知道，革共青對待它所憎恨的法共的態度是相當實用主義的，認為堡壘只能從內部奪取。革學聯卻不肯這樣迂回，堅持首先要以它自己（聖經唯一的掌有者）為中心，建立一個革命組織。在外表上，革學聯的會員與其說是政治工作者不如說是軍人。他們崇拜武力手段；常常帶著武器；他們露出怪可怕的狂熱的眼色，他們激昂的演說好像機關槍一樣，迅速而猛烈地射出來。他們自信完全正確，所以不理會人家不歡迎。他們的機關刊物是稱為《造反者》的一種月刊。

　　另外還有一個小的馬克思主義派別，就是共產主義聯盟，普通都稱它為“工人之聲”，那是他們出版的報紙的名字。它有這樣的光榮：是最老的托派小團體，而且最有資格自稱有相當工人基礎。不過，它不屬於第四國際。（注6）

　　另外一個顯然不同的政治發展，是那些親華的戰士的發展，他們被共學聯開除後，在1966年11月成立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青年聯盟（共青聯[馬列]，UJC[M-L]）。（注7）在人數和決心方面，他們和革共青大致相同，不過他們的戰略不同。他們的活動，一開始就不是集中在大學裏面而是在工廠裏。他們的態度是謙卑地獻身給工人階級——他們的口號（還有機關刊物的名稱也一樣）是“為人民服務”。他們有幾十名戰士放棄讀書而進工廠工作。他們等於是毛派的工人神父。他們的非常認真富於理想的特性，完全不同像讓—呂·戈達爾（Jean-Luc Godard）在《中國人》上面所畫的漫畫像，這種漫畫都是身穿漂亮的毛澤東裝，手中揮舞紅皮小書的富裕家庭的叛逆兒女。他們對毛主席思想的讚美和對共產黨工會官僚的猛烈攻擊，當然有點過分狂熱。他們存心侮辱地把共產黨的名字加上引號稱為法“共”，或者稱為“法共（修）”——“修”代表“修正主義”，這是最醜惡的字眼。不過，當別人還在談論工人階級以及談論需要溝通知識分子和體力工人的時候，他們憑著一股忠誠純樸的氣質，已經走進工廠裏面去了。他們在五月革命中所起的作用不算是第一等的，我們將會看到，他們沒有用全力支持康邊迪和革共青的戰略。不過在五月裏，他們確實以“支援人民鬥爭委員會”的形式擴大了他們在工人階級裏面的孤立領土。

　　共青聯（馬列）和馬列法共（PCMLF，法國馬克思列寧主義共產黨）（注8）並沒有密切關係，後者是一批親華的共產黨員被法共開除後，在1967年12月31日組成的。馬列法共出版《新人道報》，並自命為真正的革命黨，和修正主義的法共相反。這個行動受到共青聯（馬列）裏面老練的理論家反對，他們認為成立黨還不是時候。

　　這種比共產黨更左的革命熱情，大部分是由一個重大問題引起的，那就是越南戰爭。當作柔嫩的良心的刺激物，當作激進的同情心的發動者，這問題甚至比阿爾及利亞戰爭的作用更大。任何青年團體利用這個問題都沒有革共青那麼成功。全靠越南戰爭，革共青——還有它的競爭者也一樣，不過程度比較小——接觸到了成千上萬中學和大學裏的青年人。法國政府的政策，由於敏化了青年人對這戰爭的良心，也無形中幫助了他們。過去兩年中，法國國家電視時常播映關於越南的恐怖影片，其中許多是北越的宣傳片。也許是為了辯護它的反美政策，戴高樂政權過分渲染美國在越南的暴行。許多青年人因為電視屏上所看見的東西而受到心理創傷：“我再也不能忍受了，”有一個渾身發抖的15歲的男孩子這樣喊起來，把電視機關掉。

　　1966年秋天，革共青聯同一些同盟者，主要是一些“卡斯特羅派”和統一社會黨（PSU，即社會黨裏面分裂出來的左派），成立了一個反越戰統一陣線組織，作為擴大社會影響的工具。這組織稱為全國越南委員會（全越委）（注9），它又孳生出幾十個地區的委員會，把許多不大清楚或者不大同情創立這個組織的那些團體的政治主張的人士，吸引到抗議越戰運動中去了。有些名流也出面支持這個運動，例如數學家羅朗·施瓦茲（）。中學生本來已經對於嚴格的紀律、舊式的課程、機械的學習方法、以及中學裏面冷酷無情軍營似的生活感覺不耐煩，現在成為反美、反越戰鼓動的沃壤。整批越南委員會在中學裏產生出來，而且，儘管遭遇到校長的阻撓，它們的工作還是非常成功，所以1967年底，決定更加大力發動中學生參加左派政治行動。所使用的媒介物是一個以各中學為基地的委員會網，稱為中學生行動委員會（中行委）（注10），這些委員會是故意組織得不大嚴格而且不帶宗派色彩的，藉以吸收大批群眾。中學生成千成萬地參加進去。在五月栽倒中，把亂民的隊伍鼓動起來。那麼有效地擾亂警察力量，中行委實在起了決定性的作用，雖然也許沒有受到謳歌傳誦。

　　中行委的戰士們——很多是長頭髮的革命浪漫主義者，和法共的青年團體的相互的團員作風不大相同——很快就使教師生涯變成地獄一般。他們的口號是“校內行動自由！”，意思是說自由地進行鼓動，散發傳單，罷課，破壞考試。在他們的心目中，時常把階級鬥爭（）當作是課堂鬥爭（）。在最近的法國歷史上，不乏少年人參加政治活動的先便：在大戰期間，德國人槍殺了五名參加抵抗活動的蒲豐中學的巴黎學生；1962年，左派中學生在巴黎街上和秘密軍戰鬥。在1968年5月，破壞中學畢業會考這塊法國整個教育制度的基石的，就是中行委的會員們。他們和列陣備戰的索爾邦裏面的哥哥姐姐們一樣，爭取同樣的權利：管理自己事務的自由，發表意見的自由，參加政治活動的自由，戀愛自由。這些少年人吵嚷著：“我們要避孕丸”，“我們要在十七歲過正常的性生活”。

　　學生極端分子引發了五月革命。如上所述，這些年輕的政治家來自兩個養成所——法全學聯和共學聯——這些學生團體不但被法國內部的事情（例如把舊式大學擠開裂縫的人口增加）所深深震動，而且被更遙遠的激動人心的事件所震動，例如阿爾及利亞戰爭，古巴，越南，以及仿佛要將蘇聯共產主義壓倒的蔓延性的癱瘓症。這種激擾的結果，是形成一個極左的革命壓力集團；這集團的存在，威脅法國共產黨的程度和威脅法國資產階級國家一樣。後來從左派到右派的一切人士，怎樣勾結起來壓碎這些年輕的搗亂分子呢？這就是本書的主題之一。

注1：盧森堡是傑出的女革命家及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生於波蘭，後移居德國，第二國際左派領袖之一。曾參加1905年俄國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她堅持國際主義，反對帝國主義戰爭，首先宣佈墮落的第二國際死亡。戰後她創立德國共產黨，領導1919年革命，失敗後被殺。——譯注。

注2：創始人包括阿琳·克禮文（Alain Krivine），亨利·韋伯爾（Henri Weber）和熱拉·韋比錫耶爾（Gerard Verbizier）（來自巴黎），以及讓—克羅德·羅蒙尼耶爾（Jean-Claude Laumonnier）（來自盧昂），他們都仍舊在全國委員會的七名委員之內。第二代的領袖包括扎維爾·郎格拉德，丹尼爾·邊賽（Daniel Bensaid），和讓—弗朗斯瓦·郭朔（Jean-Francois Godchau）（來自南泰爾）

注3：阿謝德是法國的新聞托辣斯。——譯注。

注4：領導人是克羅德·希色雷（Claude Chisseray）和沙爾·貝爾格（Charles Berg）。

注5：分裂的結果，產生了“國際共產團”（OCI），現由藍伯爾和斯蒂芬·余斯特（Stephane Just）領導。該團出版《勞工新聞》。

注6：1968年5月19日，國際共產黨、革共青、工人之聲派和另一稱為革命馬克思主義派的托派，同意以“統籌委員會”的形式聯合起來。

注7：它有許多創中盟員是高等師範學校的畢業生，他們在校時受到毛派思想家路易·阿爾杜塞教授（Louis Althusser）的影響。這個運動的領導人是“理論家”羅伯·梁阿爾（Robert Linbart）。

注8：希伯爾·穆利（Gilbert Mury）是其中最著名的一個黨員。

注9：全越委的全國委員會有下述那樣的左派人士，如“卡斯特羅派”的讓—比耶爾·維希耶爾（Jean-Pierre Vigier）和讓·沙利（Jean Schalit），革共青的領袖克禮文，丹尼·貝爾熱爾（Denis Berger）等等。

注10：中學生米歇爾·列卡拿蒂（Michel Recanati）（1950年9月出世）是這些少年政治家之中最出類拔萃者之一。